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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厉害，连小钱罐都抖到了地上。
这时候，爸爸就溜出去喊奶奶来，才能劝住盛怒的爷爷。再看大伯父，还直着脖子站着呢！直到爷爷说“滚”的时候，他老人家还问上一句：“爹，你还打不？要是打够了，俺就出去了！”爷爷又要去脱鞋，被奶奶死拉活拽地扯住，大伯父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去。
到了这会儿，二伯父才敢从床底下露出头来，问一句：“爹，你还要俺的小钱罐不？”爷爷被他气乐了，喝一嗓子：“你也滚！”二伯父才忙不迭地在床底下重新藏好他的小钱罐，跟斗把式地跑出去。
大伯父的倔脾气，到大了都没改过，后来也经常气得伯母心口疼。
因为这个改不了的倔脾气，大伯父就连戴上右派帽子后还是那样。大队里开大小的会议，都要将他拎到主席台上，胸前挂着纸牌子、跪下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批斗和教育。
伯父不仅脾气倔，而且还是个很有“才”的人。越是被批斗，他越是不服，“歪理邪说”也就上来了。而且，他的那些“理论”，还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一般的村领导，还真说不过他，往往还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村干部抬杠抬不过他，就不和他嚼舌斗口，直接按到主席台上去批斗。
但每次批斗，伯父也“从来不认罪”，即使每次被人按着头也从来“不老实”。在被批斗的时候，那张“经常惹祸的嘴”也不闲着，常会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因此也会受到更猛烈地批斗，每次都吃很多亏。
有时候，他老人家的脖子都被人按歪了，但还是拧着脖子，突然来几句冷笑话，顿时笑翻全场的社员。就连主席台上的“领导们”，有时也被他逗翻了。但笑过之后，还是要继续批斗他。
每次开会，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怎么在听“领导们”讲啥，而是盼着大伯父讲点啥了。有时打盹的社员没注意，等大家笑完了，愣怔过来，还要抓紧向身边的社员询问伯父刚才讲的啥笑话。这些和村干部们“斗智斗勇”的冷笑话，就会在坊间沸沸扬扬地传播着……
伯父倒是想得开，开会时被人按着批斗了一顿，回来还是摆出一副家长架子，喊孩子们打水给他洗脸。几个孩子都撅着嘴，谁也不动弹。伯父就挥着破芭蕉扇，说：“老子当兵的时候，还打过太行山呢！当年，老子……”
二哥嘴快，接着说：“当年，老子打太行山的时候，是国民党兵不说，还当了逃兵……还好意思说！真是老黄瓜潲水——装嫩！”老三和大姐就捂着嘴笑起来，伯父一瞪眼，骂道：“小王八羔子，找打啊是不？”二哥嘴犟，伶牙俐齿地说：“我要是小王八羔子，那你老人家是——”在批斗会上逗得大家哈哈笑的伯父，愣是被二哥气得脸红脖子粗，脱下鞋子来砸过去。
二哥被他丢鞋子打多了，也打出经验来了，闪身躲过去，却顺手将鞋子抓在手里，扬手丢在厢房顶上。之后，拉着老三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
等伯父单脚着地、一跳一跳地追出来，二哥早跑到街上去了。他才要转身找梯子上房取鞋子时，大哥早默默地爬到房上，取下伯父的鞋子，蹲下身去，将鞋子套在伯父的脚上。伯父就眼圈一红，一把拉着大哥来，自己提上鞋，坐回到堂屋那把“吱呀吱呀”乱响的破椅子上，用破扇子盖着脸，半天不再说话。
大伯父被批斗的事，给内向的大哥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老爹是右派，大哥在农村里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不论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的。后来，无法排解的他走到村外的一口井边，徘徊良久后，走进了井里……
我几岁的时候，大哥那时还在。
有次，他拿了一棵枣树苗，对妈妈说：“婶婶，在院子里栽棵枣树吧，以后弟弟和妹妹也有枣子吃了。”那棵枣树，他就帮着栽种在了院子的中间，帮着培土。后来，妈妈也喊我经常给枣树浇着点水。只是枣树长得很慢，几年过去了，也看不见明显得长大。
大哥投井之后，大家都很伤心。妈妈每次看见那棵枣树，都在感叹：“多好的一个孩子，就这样走了……”后来几年，枣树慢慢也结了几颗枣子。每次看见我们在树下摘枣子吃的时候，妈妈就念叨：“这是你大哥当初给你们栽的枣树啊！”
活着的人，不管经受了多少煎熬，总还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呢？比如我的大哥？
多年以后，每当秋天收获枣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大哥。
半个世纪后，老家院子里那棵见证了我成长的枣树，还在倔强地一点点地长粗、长大，每年都还会结一些枣子。
黄昏的院子里，光线渐暗，我恍惚看见枣树下有个瘦弱的年轻人，还在一铲铲地给树培土……四十多年前，他就是因为那场浩劫而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