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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再来一次后院失火，中土腹背受敌，统一大业甚至有崩溃之危。
从国内政局来说，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向保守派妥协，向保守派示弱。以李子雄为的叛逆都是杨玄感的同党，除了虞柔、裴蕴、来渊、周仲等极少数贵胄外，余者都是保守势力成员，所以这一招抚等同于政治妥协，而这一政治妥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对改革派非常不利，必将助长保守派的“嚣张气焰”，危及到以圣主为的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危及到前期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另外齐王是个重大变数，齐王在收复安州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这一政治妥协必然要承认齐王的功劳，那么由此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更为敏感，一旦两京做出错误解读，认定齐王重新赢得了圣主信任，重新获得了继承权，可以预见皇统之争在更多强者的参与下极有可能走向失控。
所以从圣主的立场来说，赵才所献之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了眼前蝇头小利而不管不顾，招抚之计根本不可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赵才只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并不具备参与中枢决策的卓越的政治智慧。
圣主很失望，他需要并且是迫切需要一个具备政治智慧的兵部尚书，但自前兵部尚书段文振病逝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虚位以待，本来寄希望于兵部侍郎斛斯政，结果斛斯政给了他致命一击，而从赵才关键时刻的表现来看，距离他的要求也是差之甚远。
“我们不能，并且也不可能控制这群叛逆。”圣主并不犹豫，很快表态，“我们需要武功，但必须是我们亲手建立的武功。”
在坐重臣心领神会，虽各怀心思，各有想法，但此时此刻，圣主这句话非常正确，无可挑剔，无可辩驳。
不能控制这群叛贼当然是因为当前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目前国内改革派必须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力打击保守势力，确保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而对外必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在国内政局没有彻底稳定下来之前，中土并不具备进行南北战争的条件，所以不能招抚，不能向国内保守势力妥协，更不能激怒突厥人提前引爆南北战争。
不可能控制这群叛贼，说明圣主对齐王和这群叛贼的野心都有清晰认知，这股新兴力量可以利用，可以榨干吃尽，但绝不能做东郭先生，养虎为患。
安州太小，奚族太弱，收复安州的功劳并不大，虽然安州的收复直接改变了南北对峙之局，但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利益，相比起来，彻底摧毁远东霸主高句丽，这个功劳就大多了，毕竟先帝打了一次无功而返，而圣主连打两年都未能攻克，高句丽已经成为中土人心中难以抹灭的阴影，所以只要第三次东征凯旋而还，圣主的武功就有了，中央的权威也能再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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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二，河北博陵郡，行宫。
苏威、封德彝与阿史那思摩、史蜀胡悉继续谈判。
苏威明确告诉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李子雄和白贼都是中土叛贼，他们的军队都是中土叛军，虽然这支军队现在都在塞外，但依旧是中土的心腹大患，随时都会危机长城安全，所以中土官方要穷追猛打，斩尽杀绝，永绝后患。当然，考虑到南北关系，诸如齐王那样不经协商就擅自出塞剿杀的事肯定要杜绝，因此苏威提出建议，只要突厥人同意，中土大军马上北上围剿李子雄和白贼。
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一口拒绝。这支叛军既然到了塞外，在我们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当然由我们剿杀，但这支叛军来自中土，与你们脱不了干系，而我们剿灭他们后对中土亦是有利，所以中土于情于理都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比如重新开通怀荒边市，比如允许更多的胡贾到太原、蓟城等北方重镇进行交易。
双方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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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二，古北口。
武贲郎将赵十住风尘仆仆抵达古北口，与郭绚、慕容正则交谈一番，大致了解安州战局后，遂提出约见杨恭道。
当日下午，赵十住、慕容正则与杨恭道会晤于边市。
赵十住先把近期内由圣主下达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告之杨恭道，然后提出一个要求，他要马上见到李子雄或者白贼中的一个，就长城内外形势的未来变化商讨具体对策。
杨恭道一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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