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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
宇文述到了行省后，就与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具体商谈过。西京那边的底线是，杨玄感及其同党因为叛大逆，的确该杀，但受他们所连累的亲朋故旧，除了那些参与兵变者必须严惩外，余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政治风暴不断，而惨遭诛杀者大多为关陇人，但关陇人是统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国祚的根基所在，如果这个根基不行了，摇摇欲坠了，国祚还能持久？杨玄感发动兵变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圣主和所有支持圣主的关陇籍中枢大臣应该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而不应该继续自相残杀，让亲者痛、仇者快，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公开的威胁了，杨玄感及其同党用武力威胁圣主，而西京那边则用国祚的存亡来威胁圣主。宇文述束手无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直接后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夺回京师的地位，不能重新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都就必须给予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势力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换句话说，以杨玄感为首的激进保守势力虽然覆灭了，但在瓜分这一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西京方面必须拿到“大头”。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严惩了叛乱者，又安抚了无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确保关陇贵族集团不会遭受重创，又能迅速稳定局势，但这个要求却未能满足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亦没有弥补因杨玄感叛乱而导致二次东征失利对圣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损失。
换句话说，西京是这场风暴的获利者，圣主和改革派却是这场风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难估猜到，圣主和中枢实在是难以接受西京的条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后果是什么？短期内，风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圣主和改革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迫不得已还是要向西京“低头”。既然迟早都要向西京妥协让步，那倒不如当机立断，答应西京的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
宇文述急报圣主，而在圣主没有做出回复之前，宇文述行使了圣主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接受了西京方面提出的条件，以便争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时间内剿杀杨玄感，平息这场叛乱，迅速稳定两京局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在宇文述和韦云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维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叛逆的惩治问题无法形成决策，只能“搁置”，等待圣主和中枢的最终裁决。
越王杨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后表态，从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连累者，严禁诛杀，即便生擒了杨玄感，也不要即刻枭首，而是交给圣主裁决。
七月二十一，凌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阳门广场上的水师营地里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
从当前复杂的两京局势里可以看得出来，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对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太大了，东都政治中枢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西京的公开“挑战”，而圣主和中枢处境艰难，回旋余地太小，十分被动。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挠下，必定是“声大雨点小”，而抱成一团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攻”会越来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为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战线”上连遭重挫，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无力，节节败退。
怎么办？如何逆转困境？宇文述开始认真思考圣主提出来的进行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若想发动第三次东征，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稳定两京，而这需要来护儿、周法尚和水师将士倾尽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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