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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仁宫位于东都西南方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它除了为圣主和达官显贵提供休闲狩猎场所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便是驻军和军事演练。非常时期,京畿卫戍军可以利用显仁宫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在东都的外围建立起一道牢固的防御线。
现在右骁卫将军李浑就把指挥部放在洛水东岸,帐下精锐军队部署于显仁宫一线,而从京畿东部赶来的戍军则在伊水两岸布阵,形成了一道半月形的阻击战阵。
李浑摆出了消极防御之势,这让东都愤怒不已。东都局势之所以迅速恶化,与军方在卫戍策略上的反复无常有直接关系,初始东都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军方一口否决,后来伊阙失陷了,军方态度来了个颠覆性转折,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哪料这话才出口,武牙郎将韩世谔就在伊阙口下全军覆没了,于是军方又推翻了自己的决策,防御策略又由积极改为消极了,如此反反复复,焉有不败之理？
东都留守樊子盖忍无可忍了,假借越王杨侗之名义,向军方提出了严厉警告,并向右骁卫将军李浑发出了威胁,卫府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击败反贼、收复伊阙、稳定京畿防线,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军方承担。
尚书台民部副长官民部侍郎韦津,御史台副长官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代表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火速赶至显仁宫,向右骁卫将军李浑转达中央对卫府的警告和威胁,同时敦促和监督李浑即刻向伊阙发动攻击。
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之所以“请出”韦津和韦云起两位中央大员向军方施压,与军方沟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韦津、韦云起、李浑都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里的鼎柱人物,都是这一政治集团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也是向西京表达自己的强硬立场,籍此来试探和警告西京。
李浑看到韦津和韦云起联袂而来,有些惊讶,不知东都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不但有了底气和勇气,还对西京和军方的态度陡然强硬起来。
韦津解答了李浑的疑惑,“安昌公（元文都）出手了。”
“费曜要回来？”李浑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地说道,“如此说来,崔氏妥协了。可知崔氏拿什么换取了元氏的合作？”
“越王府的责任,崔氏一力承当。”韦云起抚须叹道,“崔氏这步棋走得好,杀伐果断,知难而退,出人意料。
“我们低估了崔氏,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崔氏竟有壮士断臂之勇气,毅然舍弃越王,抽身而走,但如此一来,我们的谋算就被破坏了,我们的部署亦被打乱。”韦津抚髯感慨,“安昌公（元文都）出手,费曜回东都,元氏和八姓勋贵倾力支持越王,东都形势骤然一变,而获利最大的便是樊子盖。”
崔赜为最大程度保全自身利益,首先就要确保东都之安全,但鲜卑人可以利用,却不值得信任,所以崔赜在赢得鲜卑人的合作之后,必然结盟樊子盖,联合樊子盖的力量共同抗衡鲜卑人,而樊子盖若想守住东都,不但需要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还要始终牢牢掌控最高权力,所有樊子盖同样需要崔赜的合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至此樊子盖大权在握,东都留守总算实至名归了。
李浑暗自苦叹。崔氏以“自断一臂”的特殊方式,把以樊子盖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元文都为首的鲜卑勋贵集团和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人,把这三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利用一个特殊的时期,结成了一个暂时的政治同盟,然后高举着越王杨侗这杆大旗,齐心协力共同谋求“坚守东都”这一政治利益,如此“坚守东都”便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便由毫无希望变成了可以预见,这必将改变两京各大政治势力对未来东都政局的分析和预测,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了两京众多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
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选择是什么？无疑在观望一阵后,看到东都的确能够坚守下去,必然倒向越王杨侗,于是越王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东都越来越牢固,最后兵变者的命运可想而知。
“崔氏的目的是甚？”李浑一时想不明白,不知道崔氏为何要“自断一臂”,这不符合豪门世家的行事风格,尽赔不赚,这种傻事崔氏会做？
韦津和韦云起相视无语。他们也商讨过了,也不太看得懂,如果说崔氏的目的是维护山东人的整体利益,竭尽所能在危机结束后的政治清算中保护山东人不受伤害,那崔氏的家族私利又如何保障？崔弘升是河北讨捕大使,杨玄感和一大批兵变者却在他的“地盘”上举兵造反,崔弘升显然难辞其咎。崔赜也是一样,他未能尽到辅佐之责,而东都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足以将他打落地狱。博陵崔氏两个鼎柱人物都倒了,这对本已陷入衰落的豪门来说可谓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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