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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当然也有人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民其实就是表面素质高，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这点我完全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是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对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自私懦弱狭隘贪婪……
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大同小异，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好素质，再有好制度；还是先有好制度，再有好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好坏，都应该保障好制度，因为好制度恒久远，一个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所以只能先从素质入手，这样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
好的制度和好的民主有两种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尽管改良又慢又费时，国民素质又不高，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剧烈的变革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操作起来。
三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由地违章，自由地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为。
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治。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民主和法治，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要求更自由地创作。顺便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要更多的自由空间。还有我拍电影的朋友，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走得又慢又歪。但是在我看来，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会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过多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越开放必然越繁荣。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都将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
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应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
愿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不畏惧讨论改革和民主，关心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也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