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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始终没有带兵权。

    1942年年底,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区区上校何以服众?军令部斟酌再三,上报何应钦特批,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并无实权。

    光阴荏苒,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此时,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到那时,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

    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越过黄河,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敌人在调兵遣将,蓄积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我们什么也不做,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悲乎!我的中国!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3月5日,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更致命的是,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

    现代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在1944年中日两国的战力比较上,并不是日本军队太强,而是中国军队太弱。弱在哪里?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而且也是双方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悬殊。

    1944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召开由各方面军、野战军及师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计划》。

    其内容是,此次作战将要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在美英海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东北,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从东北到朝鲜半岛与帝国相连,保持帝国与大陆的进出自由。

    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

    第三,消灭重庆军队的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畑俊六大将的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之间的铁路线,围歼中国第一战区防区内的重兵集团,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的总指挥。由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率领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坦克第3师团从郑州以**破黄河防线,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的畅通。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出发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前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兵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此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初步定为20万人。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而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

    陆军方面则破天荒地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10000艘,还调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日军大本营为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箭已在弦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很快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噩梦。

    现在,日军在黄河大铁桥的修复工程显然加快了速度,汉王城国军炮兵的炮火干扰索性成了应付差事的象征性行动,而对面日军的炮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只要国军敢发一炮,立刻就回敬20炮,到后来国军炮兵干脆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于是黄河大铁桥在中国守军的注视下,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南岸延伸,与此同时,浮桥的铺设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展迅速。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忧心如焚的蔡继刚连连向重庆发报,汇报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存在严重偏差,同时申请动用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新修复的黄河铁桥。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在电话里训斥着蔡继刚:“我说小蔡呀,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是军令部依情报编制下达的,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各部执行落实,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越权干涉,你这么干是两头不落好,以后不该说的话少说!再说,美国驻重庆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准备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怎么?你小蔡比美国盟军的参谋官还高明?”

    蔡继刚忍着气说:“厅长,卑职并不认为官阶低就该闭嘴,这是关系到几十万大军生死存亡的大事,卑职明明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却不说话,其良心何在?现在黄河铁桥的修复是明摆着的事实,日军重型装备云集新乡的情报也确定无误。一旦敌人大量坦克过桥,豫中平原河流稀少,全是旱田,几乎无险可守。我军缺少反坦克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认为,动用轰炸机炸桥是最后的办法。厅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总得想想办法呀!”

    厅长的口气缓和一些:“这个嘛……我倒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不过批不批准我可不敢保证,当然,责任不在你啦。”

    挂上电话,蔡继刚颓然瘫倒在沙发上,他悲哀地发现,那些手握重权的将领们,脑子好像根本没用在打仗上。

    蒋介石、徐永昌、蒋鼎文等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而盟军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

    近一个月来,沉寂的中原战场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危机态势,美国第14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有大批运兵卡车向新乡以南开去,湖北北部的日军车队越过省界,向豫南信阳集中。沿长江有数不清的日军船舶在集结向武汉推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态势,并建议4月份将驼峰航线的空运量提升至8000吨,立刻派轰炸机沿长江对日军船舶和九江、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饱和轰炸。

    由于美军机场大部在华南,B-17和B-24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有限,难以对豫中战场提供密集支援,陈纳德准备调集飞机进驻汉中、安康一带的川陕机场,试图在日军过黄河之前将黄河铁桥炸毁。但史迪威认为,日军不具备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的能力,陈纳德有些“大惊小怪”。第14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其他的他让陈纳德“少管闲事”,对陈纳德的建议和行动予以制止。

    对于轰炸黄河铁桥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必须由第一战区提供邙山日军桥头堡的防空火力情报,否则他“不便”派飞机轰炸。令人不解的是,美军B-29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时却并没有提出过这个条件。汉王城的国军驻军也根本拿不出对方的防空情报,事到临头就是想收集也来不及了,于是轰炸黄河铁桥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邙山桥头堡的日军似乎增加了好几百人,在拼命修筑工事。他们的阵地沿鸿沟在向东延伸,扩大了近两倍,虽然大桥已经修通,双方的炮击也停止了,但形势却一天天紧迫起来。

    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打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回复仍是千篇一律的措辞:

    “注意警戒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月8日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大早,汉王城守军阵地上传来一阵阵铃铛声,几个老百姓牵着牲口向阵地走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壮实的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他左耳上夹着一支铅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腰围布腰带,还把长衫的前后摆撩起塞在腰带间,显得很精干。另外两个牵驴的都是短衣打扮的精瘦年轻人,黑布裤腿高高挽起至膝盖,一看就是庄稼汉。

    一个国军少尉拦住庄稼汉:“嗨!往哪儿走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去去去,离这儿远点儿。”

    壮汉摘下帽子朝少尉鞠躬道:“老总,俺是西面王村镇铁匠铺掌柜,听说队伍上卖炮弹皮,俺来上门收购,也省得老总们费时费力往集上送。”

    少尉上下打量了壮汉一眼,疑惑地说:“每次都是我们把炮弹皮送到广武镇李掌柜那儿卖,从来没人上门收购。再说了,也没听说王村镇有铁匠铺呀?”

    这时连长急匆匆赶来,查看了两头毛驴的跨篓,没发现什么,他面露喜色地说:“这下好了,每次送货还得借后勤处的骡子,闹不好还要为分钱吵架,你是……”

    壮汉赶紧又鞠了一躬:“老总,俺是王村镇的,铁匠铺刚开张五天,这年头生意难做,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往后你这儿的炮弹皮俺包下了,俺比广武镇李掌柜每斤多出两毛钱,你看咋样?”

    连长心中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河防重地禁止闲杂人员入内,我让你们进来,还担着干系,不能让上面知道。每斤加两毛我犯不上,这样吧,每斤加五毛咱就成交了。怎么样?”

    壮汉显得很为难,他咬咬牙,朝地上猛啐一口唾沫:“中!加五毛就五毛,这买卖俺做啦!”

    连长立刻吩咐一个上等兵带两个年轻伙计去后面战壕搬炮弹皮,同时令少尉在此监秤记数,自己就回连部了。

    壮汉笑眯眯地从藤筐里抽出一杆秤,耐心地等待两个伙计将炮弹皮搬来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士兵用扁担将秤和藤筐抬起过数儿,由少尉在小本上记下数目。那壮汉从耳朵上取下铅笔,靠着大青骡也在小本上记着什么。

    少尉心中很不高兴,心说有我记数就行了,你还记什么?莫非是不放心,还要跟我对账不成?国军军官都是有些脾气的,他们横行惯了,对老百姓从来不大讲礼貌。少尉冷不防一把抓过壮汉手中的小本,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正要扔掉,谁知这一瞟不打紧,少尉惊出一身冷汗,小本上记的哪是什么数字,居然是国军阵地上的工事炮位标记。

    少尉大喝一声:“你是奸细!”他一把揪住壮汉的衣领。

    那壮汉早有准备,他反手攥住少尉的手腕,熟练使用柔道投技,将少尉隔着大青骡摔了出去,砸在两个毫无防备的过秤士兵身上,壮汉闪电般从怀里抽出手枪连开三枪,随后掀掉青骡背上的藤筐飞身骑上,用枪柄狠命砸在青骡屁股上,大青骡一头冲了出去……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十几秒内发生的,阵地上乱作一团,连长从连部里冲出来,大梦初醒地狂呼:“日本探子!给我开枪,别让他跑了!”

    哪里有人开枪,枪都在掩体边架着,士兵们乱哄哄地跑去抓枪,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挤作一团。

    阵地工事里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而壮汉已经骑着骡子冲进阵地旁的深沟里。连长气喘吁吁地带着士兵们赶到沟边,朝着跑远的日军探子开枪射击。谁知对面的日军大炮轰然响起,一个密集齐射就把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连长和士兵们连个愣儿都没打,立刻抱头鼠窜,逃回掩体。

    这次事件导致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丧生,那两个搬运炮弹皮的年轻伙计被当场抓住,经审问后确系日军雇用的中国农民。连长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连请示都免了,掏出手枪当场就给毙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中牟县西堤守军防地上也出了事,是阵地最东端的几个哨位。

    原来三个哨位的哨兵寂寞难耐,他们盘算离吃晚饭时间还早,便离开哨位挤到一个碉堡里,和两个机枪手推起了牌九赌钱。没一会儿,这五个士兵为出牌顺序发生争执,两位弟兄还动起手来,一个机枪手一拳把一个哨兵的鼻子打出了血,其余三个士兵连忙上前拉架。弟兄们正折腾得热闹,碉堡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八个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在刺刀的威逼下,五个打牌的士兵被破布塞住嘴巴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士兵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战战兢兢地靠墙根儿站成一排,他们本以为对方会给个战俘待遇,谁知对方毫不留情,瞬间用刺刀将五个士兵钉在了墙上……

    这是一支日军的侦察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渗透、侦察、突袭。日军士兵们迅速擦干刺刀上的血迹,走出碉堡。三个人进入哨位扮作哨兵继续放哨,其余人则扮作巡逻队,沿交通壕的边缘大摇大摆向阵地纵深走去,沿途不停记录着守军的炮位、工事、碉堡的位置。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个炊事兵提着饭篮走进碉堡,见到碉堡里的惨状,他不由发出瘆人的一声怪叫,回身冲出碉堡朝天鸣枪报警。

    “叭!”一声震耳的枪声打破了阵地上的宁静……

    炊事兵鸣枪后还没来得及逃走,脑门上就中了一颗子弹,潜伏在哨位上的日军士兵迅速冲进碉堡里埋伏起来,一个中尉带着一个排的士兵朝枪响的地方奔来,和日军假扮的巡逻队撞个正着。

    中尉刚喝了声:“口令?”日军特工队就开了火,国军士兵立刻还击,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国军伤亡了几个弟兄。日军特工队交替掩护着撤退,国军中尉一把夺过机枪狂扫,撂倒了跑在后面的两个日军士兵,其余人跑得飞快,越过碉堡朝河滩上跑去。国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突然碉堡里的机枪响了,国军士兵们在猝不及防中被打倒一片,其余人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那个中尉还算镇定,他知道碉堡已被日军占领,便带着一个下士翻身跳进交通壕,慢慢接近碉堡的后门。中尉一脚踹开木门,将两颗手**扔了进去。爆炸过后机枪声停了。中尉发现碉堡里只有一个日本兵,此时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而其余的日本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两个事件同时上报到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蒋鼎文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哪怕是个白痴也会明白,日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气急败坏地下令:“河防阵地全部戒严,守军进入一级戒备,加固工事,增加粮弹贮备,派出巡逻队日夜不停巡视,严密监视对岸一举一动。”

    在一旁的蔡继刚跨前一步说:“长官,日军的进攻意向已十分明确,我建议向汉王城和中牟县西堤阵地增派兵力,并且向汉王城阵地两翼急调战防炮部队增援。还有……守中牟西堤的暂15军27师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建议从85军抽调一个师加强中牟防务。”

    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也表示赞同:“蔡督战官言之有理,现在部署还来得及!”

    蒋鼎文不以为然:“你们怎么就能断定日军准在这两个地点过河?这极可能是敌人故弄玄虚,我们不可上当!再说了,85军抽一个师到中牟,他们守临汝的任务谁来代替?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了临汝你们俩谁负责?”

    蔡继刚急了:“长官,这两个地点正好是郑州的左右两翼,如果同时被敌突破,郑州将三面临敌,实在太危险了!郑州一旦失守,马上会变为日军的前进基地,此地又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敌军接济极为方便,而我军战况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蒋鼎文干脆转过身子,慢条斯理地说:“小蔡啊,作战计划是军令部批准的,现已实施到位,怎么能临时变更?我负不起这责任,你小蔡更负不起!”

    蔡继刚还要作最后努力,被参谋长董英斌连拉带拽拖到了室外。

    董英斌小声劝道:“蔡老弟,再坚持就是犯上啦,何必呢?天塌下来有蒋长官撑着,管他呢……哎哟,老弟,你……你这是怎么啦?”

    此时蔡继刚的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英斌兄,完啦,全完啦,我们的排兵布阵就好像十个指头按下十个跳蚤,哪个都不敢松开,没有任何防御重点和机动兵力,一旦被敌人突入分割包围,十个指头将挨个被斩断。到那个时候……我们几十万大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董英斌叹息着:“可我们人微言轻,谁会听我们的呢?”

    “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们中国!”蔡继刚泪流满面地祈祷着。

    [1]

    加伦将军原名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组织赤卫队,翌年组建红军时任师长,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1924年化名加伦来华到广州,任国民**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夏回苏,曾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助理、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过1929年中东铁路之战。后任远东军区司令员。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苏军最早的五元帅之一。1938年10月以“反苏阴谋”罪名被捕,随后被处决。1956年获平反昭雪。

    [2]

    黄色人种也称“蒙古人种”,具有下列特征:皮肤略带黄色或浅棕色,头发黑而平顺,颧骨突出,具有蒙古式的上眼皮皱纹。黄色人种有两个支系:亚洲支系和美洲支系。亚洲支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美洲支系主要指北美和南美大陆原有的居民如印第安人。他们是亚洲支系的人经过楚克奇海和阿拉斯加而迁至美洲定居的。故事中的土著人没有亚洲和中国的概念,他们只见过印第安人,因此把蔡继刚当成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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