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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伟一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和许多投资移民来到渥太华的杭洲商人没甚两样。我之所以和高先生成为商业合作伙伴，完全是因为他是个爱读书的儒商。
第一次听到我先生大力推荐高先生，我不是太热心。合作伙伴可以带来商机，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麻烦。我们公司的业务当时已经走上正轨，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不太有兴趣。
我先生不肯放弃：“他又请我们吃饭了。给我个面子，就去这一次，好不好？”
高先生在渥太华的家布置得很有杭洲味儿，讲究风水，号称“活水聚财”的大鱼缸占了一面墙。我顺着那面墙看过去，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高先生，这些书你都读过？”
他有一个巨大的书架，文史经哲各种书都有，小心地藏在鱼缸后头的角落里。别的杭洲商人因为“书”“输”同音，很少在客厅放书——我怀疑那帮人在别的房间也未必有书。
高先生大大咧咧地说：“你也爱看书吗？有喜欢的拿去看。”说完熟门熟路抽出两本书推荐给我，一本王小波《白银时代》，一本莫言《檀香刑》。《白银时代》我看过，算是复习，那本《檀香刑》让我做噩梦好多天。
高先生会说粤语，但他其实是地道的西北汉子，大学毕业后去杭州创业的。当晚我们从《平凡的世界》开始，惋惜了一通田晓霞，但一致认为她不得不死，要不这故事没法儿往下续。毕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接着聊敦煌，聊西安，丝绸之路，鸣沙山，还有米脂的婆姨到底好看在哪儿，绥德的汉子找谁代言。
高太太不许我帮她收拾厨房：“难得我家老高高兴，你们接着侃。”一瓶红酒喝完，高先生拍着胸脯说：“今天聊得痛快，你这个妹子我认下了！”我先生在旁边气得鼻子都歪了。
回家后，我说：“我觉得可以合作。”
我先生气哼哼地说：“这样你好经常跟高先生聊天，对吧！”
我说：“聊个天而已。这个年纪还能读书，并且读懂书的人，至少有颗赤子之心。就算生意不成，高先生也不会坑我们。”
高太太后来告诉我，老高说他有识人之明。他说你这种看个小说还能看哭了的人，大概还没学会坑人。
我说：“知我者，高先生。你别多想啊，文人要么相亲，要么知己。我跟你老公就是那种可以说废话的知己。”
高太太也挺豪爽：“就他，也配有你这样的知己？你看看他周围那帮人，一人带一个小三儿，就仗自己有俩臭钱。我宁可他跟你聊天，好过跟他那帮狐朋狗友泡一块儿，学不了好！”
（2）
高先生和我们的合作很顺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合作意向书，觉得条款有点不公平，建议高先生多拿几个点利益分成，毕竟货源在他那里。
高先生坚辞不受，他说没有销售推广，好酒也怕巷子深，就按目前的条款签字。我说咱们这个成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生怕对方吃亏。好像正常人不是这样谈合同的。
高先生说在广州的时候推广国内市场，他也是这个路数。理论上讲这种做法很难撑下去，可他偏偏有回头客。尽管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他和老婆两人的厂也一年一年做下来了，利润还不错。高先生归之于运气，我倒觉得运气靠人品撑着。
生意开发前期，需要拜访顾客做市场调研，然后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当地市场。我先生经过仔细观察，终于相信我和高先生的交往“君子坦荡荡”。于是有时候短途的客户拜访就是我们两个去。
有一次要拜访的客户地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交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途中发现路边小镇居然有个中餐馆。我俩大喜过望，停车打尖儿。点好菜后，我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座位被人占了。
餐厅里有那么多空位，有个大汉偏偏坐在高先生对面，正含情脉脉地盯着他吃面。我看见那人左边耳朵上穿的耳环，明白了一二。
我拉了把椅子打横坐下，让服务生把我的套餐挤在桌边放下。那家伙并不走，非常嫌弃地瞪我一眼，继续追问高先生，“那你结婚多少年了？你的婚姻幸福吗？”
高先生忍不住了，回了一句，“关你什么事？”
坐进车里的时候高先生还在生气，“墨尔本这里的人，有时候热心过了头，就没有边界感。萍水相逢，他问我的婚姻做什么？我跟他又不熟！”
我也很惊讶：“哎，你真不知道这是他看上你了吗？”
给高先生气得：“我一纯爷们儿，他看上我干啥？等等……你先别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
他满脸无辜的表情让这事更滑稽。我给他科普了一下如何通过男人的耳环来判断，他是不是那个什么。
高先生听完更气了：“他凭什么认准了我是呢？我娘炮吗，啊？”我刚刚止住笑，忍不住又笑一轮儿。
那件事之后，高先生对渥太华颇有成见。我倒是给他保密的，可他有次喝高了告诉了自己太太。弄得他老婆忧心忡忡地来找我：“我在国内光操心小三儿就好，到这儿还得担心别的男人看上他？”我只好保证尽量替她关照高先生，免得他再被其它男人瞧上。
高先生眼里的渥太华终究是隔心隔肺的。他承认青山绿水可以修心养性，同时怀念杭州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生意走上正轨，基本上处于自动运行状态，反而更让他无聊。这里不需要宴请工商税务。政府部门给纳税人服务，除了办事效率低下，再没别的毛病。
高先生商科出身，擅长发展人脉。在国内的时候，各官方检查部门都由他一人搞定。在渥太华一起吃过几次饭，我就领教了他的本事：中文，英文外加广东话三种语言随意切换，从来不曾卷了舌头。
他把所有人的口味都照顾周全。谁家的琐事都记得，什么话头都能轻松接起。真正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如果给他围上条围裙，他就是那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这等人材，浑身的本事在渥太华全无用武之地。就像水浒传里卖刀的杨志，“空有一身武艺，找不着一个识货的”。难怪他郁闷。
郁闷之余，他家里经常设宴跟杭州旧友聚餐。我嫌他们大多语言无味，坚辞不去，偶尔去了也是坐会儿就走。为此高先生经常责我“太清高”。我先生通常会留下，我就晚些再去接他回家，以免他酒驾。好在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4）
有一次快半夜了，我先生还不来电话。我决定自己开车去高先生家看看究竟。打老远就见他家院子里灯火通明，人仰马嘶。高先生的邻居牵着自己的德国牧羊犬，站在他家门口，满脸狐疑。盯住高太太问是否需要报警。屋里几个男人试图夺回王先生手里的椅子，他家墙上一个大洞。
高太太看我来了，哭得更厉害了。我揽着她的肩膀去卧室；不忘告诉她家邻居，我能讲英语，如有必要，我会报警的。邻居那条半人高的德牧训练有素，冷静地审视着面前的闹剧，我估计高先生的酒醒了不少。
高太太告诉我说，她先生一直如此。平时像个好人，喝完酒开始耍酒疯，打女人打孩子。墙上那个洞就是他用椅子砸的，刚才几个男人都拉不住他，就跟吃错药似的。
高太太自己是堂堂名牌大学科班出身的化学工程师，她家国内的工厂靠她把关新品配方和产品质量。没想到人后有这么多委屈。记得我第一次见她曾经叫她“红姐”，被她婉拒。她要求我称她高太太，想要时时提醒高先生她的正室地位。
我给她拿来纸巾，“要我报警吗？就算他今天没对你动手，砸墙也是家庭暴力了。何况家里有孩子，让孩子看到这一切也是家庭暴力。”
“不用啊，千万别报警！他是我老公啊。明天酒醒了，他就正常了。”
我又气愤又无语。对和错明明都摆在那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件事不对。
高先生后来试图找我问罪：“听说你打算把我送监狱去，你够狠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吧？”
我说：“你早该去！和那帮家暴男每周末聚会一次服刑，平时正常上班养活老婆孩子。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再有下次，我不报警也有你家邻居报警。”
“你们渥太华的人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呢？你来这儿时间太长了，给同化了。”
我说：“同化了不好吗？女人就该被家暴男欺负死？”
高先生虽然嘴硬，行动收敛了许多。高太太对他的变化非常满意，经常跟我说：“幸亏我们移民了，否则我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儿子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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