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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在乎呢？
史书上，记载那一天则为，六月甲子。
此时隋主的大赦天下，显然有些莫名其妙，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命不久长，于是与来探病的文武大臣一一握手道别，四十天以后，他获得了“文”的谥号，史称“隋文帝”。
儒家学派在封建政治中一项最煞有介事的文字游戏，就是“谥法”。大人物——不论他是帝王、贵族、大臣，逝世之后，依据他生前的功业事迹，给他一个恰当的谥号，用以表示不同凡品，小民没有资格享受谥法的荣誉，有些知识分子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也给他所尊敬的人一个谥号，比如十几年后辞世的“文中子”王通，但只能称为“私谥”。谥号不见得全是美称，也有些是恶称。希望当权派畏惧身死之后的恶称，而不敢有恶行。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死者即令坏蛋加三级，儿子登基后，谁敢提出恶称？刘彻便是一个例证，夏侯胜只作温和的反对，便被逮捕下狱。所以，只有名不副实的美谥，而没有名实相副的恶谥——当然也有，那些亡国之君，只好由战胜者和革命成功的人摆布。
又说“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根据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文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社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文帝能得一“文”谥，可见其生前“居功至伟”。历史上能得“文”谥的皇帝并不多，文景之治的汉孝文帝算一个，魏文帝曹丕算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明成祖朱棣也算一个……——但最出名的大概只有汉文帝与隋文帝了，这多少也能看出两者的能耐，这谥号可谓名不虚传了，可是这几个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帝位的获得基本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据传曹操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得一“文”谥，却偏偏不能如愿；有趣的是，隋文帝本以为自己会得一“武”谥的。这足可表明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的正确，生前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可是死了，就得让人盖棺定论，别人给予你什么名号可就由不得你了。
当然，以后自然只是一种最理想的说法，大行皇帝想要得到一个稍微响亮的谥号，要么累死累活地展现自己所有的能耐，要么尽量保证下一任皇帝是你自己的后代。而根据传统，是“子不言，父之过”的。历史车轮碾压之下，史官早已没有了“左记言，右记事”的刀笔，史书上的历史只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历史罢了，史官们的工作则更多的是为了手中的那个铁饭碗，此时的史官，如果能够在死后能面对董狐，不知做何羞愧之举呢？
同一年，当了十九年亡国俘虏的陈国后主叔宝病死，善终于家。之前，许多南朝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杨广入主邺城时，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然后被带到了大兴，文帝难得对他们给予了宽大处理，而陈后主却没皮没脸地向前者要官做，杨坚自然只是一笑置之，而杨广显然没有父亲厚道，他给了这个以《玉树后庭花》闻名的死者追赠了大将军、长城县令以及一个“炀”的谥号。
按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十四年后，报应不爽，当他被宇文化及绞杀之后，唐主李渊给他的谥号也是这个“炀”字，至于他同时得到的窦建德谥的“闵”，其孙杨侗谥的“明”都没有叫开。历史上，我们只记得他是一个好大喜功残暴不仁的暴君。
同一年，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刘士元同志给隋主杨广献上了最新科研成果《皇极历》，当然，官方的说法应该尊卑有序，史书应该是这么记载的：“隋主得刘焯所献历书，弃而不取。”在皇极历中，刘焯给出了一个十分精确的天文数据，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和数值，并驳正了张胄历法的错误，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得到初登大宝的杨广的重视，因为那时候他正为弟弟杨谅头痛不已，但我们从皇极历中可以记住一个词——四舍五入，显然，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少有的发明创造。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刘士元同志的名片上再印上几个诸如“科学家”，“发明家”之类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