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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以尽情哭泣，不用再假装坚强。当阿不思邓布利多还活着的时候她只需要听命令行事，根本不需要自己动脑筋判断，即便她知道，那个老傻瓜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慈祥和蔼，真实的阿不思就像格林德沃信里所写的那样，是个伪君子，但是有他在的时候，其他人只需要追随，这种生活真的要轻松很多。
无知一点、单纯一点，像个孩子一样是很快乐的，可苏格拉底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
在穷困的境遇下，斯嘉丽从没有责任感，到心怀责任感，最后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从唯我独尊，到体恤他人，从天真懵懂，到冷静老练，战争能改变人，事情能改变人，那个善于利用自己美丽外貌，惹的一群人不高兴，虚荣又自私的斯嘉丽并没有选择一条“轻松地路”，成为像华亭女士一样靠出卖自己的女人。
当她潦倒到已经食不果腹的时候，依然可以站起身，昂起头，发誓一定要凭自己改变现状，她发着誓说：上帝作证，我是不会屈服的，我要度过这难关。战争结束后，我再也不要挨饿了。不要，我的家人也不要。即使让我去撒谎，去偷，去骗，去杀人，上帝作证，我也不要再挨饿了。
这个坚强的“坏女人”是如此与众不同，斯嘉丽不仅在乱世中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
至于白瑞德，他在所有人都知道南方军不可能赢的时候加入了军队，在斯嘉丽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她，他绝对是个“坏男人”，他不随波逐流，在斯嘉丽夸奖他“聪明”，没有从军的时候犯了傻。
那个时候他们在泰拉庄园附近，昔日美丽的庄园已经变得荒凉又破败，往事就像灰一样被风吹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斯嘉丽说：先生，你可真不是个君子。
白瑞德说：小姐，你也不是什么淑女。
他们两个太相像了，都一样自私又狡猾，不是什么好人。
每当她假笑的时候，西弗勒斯总是能一眼看穿她，他对她说：你明明不高兴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很开心？
她只是太想融入普通人之间，不像他那么没人缘，成为全校最讨厌的老师罢了。
赫夫帕夫的勇敢不输给格兰芬多，智慧不输给拉文克劳，自信不输给斯莱特林，只是低调得太久，久到忘记了展现自己的才能，只有每次最关键的危及时候都能看到赫夫帕夫，成为扭转败局的关键。
女人诞下孩子，不是为了他们成为生产线上的人形机器，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和那些躺在亚特兰大街道上痛苦挣扎的“虫子”。
有很多人记得索罗斯多么有钱，做空泰铢的手段多么高超，却很少有人记得他小的时候为了躲避**是如何生活的。
为了填饱肚子，经常会说谎，在动乱时期撒谎骗人是他的求生之道。
只要没有伤害别人，道德也许要让位于求生。
人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的，每个人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子不可能具有确定数值一样，证券市场也经常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很难去精确度量和估计，他狙击泰铢的时候，就是制造市场的恐慌心理和悲观心理，引发“羊群效应”，进而开始收割汇市的。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国际投机者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1998年8月初，投机者大肆宣扬人民币将贬值10%，其中，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中曾跌到了1美元兑换9.5人民币左右。投机者散播人民币将贬值的谣言，是想借此来影响人们对港币的信心。除此之外，投机者还大肆宣扬内地银行不稳定等谣言，其目的仍是为了其狙击港元创造心理条件。
虽然汇率低，可以让出口产有价格优势，但是过度贬值则会使国际资本投资者产生悲观预期，导致其大量抛售、变卖股票、房产等，然后用变现得到的货币兑换成美元、日元等外币逃出国外，由此导致股市和楼市的价格持续下跌，随之国内资产泡沫破灭。
索罗斯狙击泰铢的时候，只要他能够制造出足够的泰铢贬值预期，就能够吸引庞大的国际游资自主地加入做空阵营。剩下的，就只是看做空和做多方谁能坚持得更久了，先放弃的一方必然一败涂地。
同样的戏码在香港没有上演成功，香港金融保卫战一场以金钱、智慧和魄力为武器的你死我活的金融大战。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应战者，都深知其成败所蕴含的利益与风险。
这一次换成美国把资金池做得那么大，就不能怪东方的炒家过来“做客”了。
至于美国经济毁了之后怎么办？就像飘里说得一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只要资本家们别跟1929年时一样输到跳楼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希望总在明天，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