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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和古代的法制观念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别，总不能全都按现代的法律来判，那样的话，这副本也就别指望着能通关了。
所以，上次断案时，楚歌完全没有觉得自己“绞刑”的判决有什么不妥。
他确实很同情这个女孩，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也实在是做不了什么。
但第二次看到“阿云”这个名字之后，楚歌却又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案件似乎与其他的案件相比，有一些不同。
“难道说，阿云可以不死？
“也没道理吧。
“死刑案件要上报给大理寺和刑部批准，而这两个部门是一定会批准的，因为不论是斩还是绞，都是按照当时的律法做出的判决。
“这两个部门肯定要维护齐朝律法的权威，不可能自己去推翻律法中的规定。
“所以，上报之后的结果，肯定还是当即批准。
“那么给王文川单独请示一下，是否会有不同？”
楚歌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此时他扮演的是张任侠，职务是司法参军。按理说，此案涉及到死刑，那么就要层层上报，从知府到大理寺、刑部，最终才能确定。
但从上一次的经历来看，上报的结果肯定是批准死刑。
楚歌倒是想救下这个叫阿云的女子，至少免掉她的死罪，争取个流放之类的刑罚，但从律例上来看，却又完全找不到任何支撑。
所以他才突然想到，或许应该向王文川单独请示一下。
张任侠此时是颇受王文川赏识的，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王文川赏识张任侠的人品、性格与才能，此时让他做光州的司法参军，其实是存了为新法培养人才的想法。只要张任侠愿意，王文川很快就会将他提拔起来。
而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的期间，张任侠也确实可以将光州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上报，王文川也都会批复。
历史上，也正是因为王文川的这些行为，让张任侠十分感动，并引为知己。
楚歌也不确定把这个难题抛给王文川是否就一定能有所变化，但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王文川也没反应，那就说明问题不是出在这个案子上。
想到这里，楚歌把包括阿云案在内的三件自己有所怀疑的案件给誊抄了一遍，写上了自己的处置方案，并上报给了王文川。
游戏中省略了无意义的等待时间，所以楚歌很快就收到了王文川的答复。
而这个答复，让他既意外，又惊喜。
“另外两个案件，王文川都表示了赞同，但唯独阿云案，他要我再斟酌一番！
“也就是说，这个阿云案，确实有其他的处置方式？
“可是王文川也没说具体要援引哪条法律。
“只能我自己琢磨了”
虽说仍旧没什么头绪，但楚歌还是精神一振，因为王文川的回复让他确定了方向。
王文川的意思肯定是要改判的。
但此时楚歌需要解答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改判？
要知道王文川此时是参知政事，可以说是贵为宰执，他为什么会对一个普通的少女杀人未遂的案件如此上心？
单纯用朴素的同情心，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同情心肯定是一个方面，但肯定也有其他更重要的方面。
第二是，如何改判？
按照当时齐朝的律例，杀人未遂造成对方受伤的，就是判处绞刑，这是不可能更改的。
别说是张任侠了，就算是王文川或者是大理寺、刑部的人，也不可能硬是把法条给改了。
楚歌想来想去，有能力让阿云不死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皇帝！
在古代社会，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基本上也都是由皇帝来最终拍板的。
如果皇帝觉得一条法律不合适，那么是有改动可能的。
然而，要让皇帝直接为了阿云改掉“杀人未遂处以绞刑”这一条，仍旧不太现实。
一方面，这条律法是齐朝一直都有的，也就是说齐朝从皇帝到大臣，基本上都认可这种处罚方式。皇帝没有理由去改变这条法律。
另一方面，就算皇帝也对阿云有所同情，但为了就一个平民百姓而改了齐朝的律法这种事情，他是干不出来的。那会遭受很大的阻力。
楚歌一番分析之后，最终得出结论。
“能救阿云的人，只有皇帝。
“但皇帝不可能直接改掉这条律法，因为阻力太大，他也没有足够的动机。
“那么如果是皇帝已经说过的话、颁布过的诏书，与这条法律发生冲突呢？又或者，皇帝有足够的动机，判阿云不死呢？
“从王文川的反应来看，他这位宰执显然是有强烈动机保阿云不死的。那么，目前还支持王文川变法的皇帝，自然也可以被传递这种动机。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王文川救阿云的动机是什么？
“嗯恐怕除了朴素的同情心之外，就只能有一个原因了。”
楚歌分析一番，最终还是落到了两个字上。
新法！
他推测，王文川之所以给他下命令，让他想方设法地改判、救下阿云，是因为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案件跟新法有潜在的关联。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一切就都串起来了。
楚歌立刻把皇帝的诏书和手谕给翻了一遍，果然，找到了一些线索。
在此之前，皇帝曾经下发过一条手谕：谋杀已造成人身伤害，但官员在审问犯人并对犯人用刑之前，犯人如实供认犯罪情节的，以自首对待，将谋杀罪降低2个等级进行论罪。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条手谕的指示，将阿云定为“自首”，那么阿云就可以不死。
至于为什么王文川希望阿云不死？
因为只要确定了皇帝手谕确实可以凌驾于当时的法律之上，那么变法也就有了依据。
换言之，在王文川看来，这个不起眼的案件，恰恰是变法的一个绝佳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