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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金贿赂使得清廷使者免去朝鲜国王郊迎仪式后，为了不在礼仪问题再节外生枝，清朝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对三道沟事件人犯的审讯。在勘罪进程中，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朝王李焞极力主张要“宽大”处理犯罪官民，主动提议将施放鸟枪打伤清军的六名主犯处斩、妻子为奴、其余越境者十九名因同参越境亦处死、涉嫌玩忽职守和纵容越境的朝鲜官员处以革职流二千里及降等二级或五级的惩罚。
勘罪进程完结后，清使申请国王拟定一份谢罪书。此时，朝鲜三公到清使驻地楹外自请受罚，声称让国王以文字书写好像供答于“事体”不安。面对朝鲜方面的态度坚决，拿人手短的清使最后不得以之下只好让国王口头向清廷谢罪。
李焞为此谢罪道：“边民犯法潜越放鸟枪损伤官人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看起来三道沟事件到此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尾，然而朝鲜重臣还来不及感到万幸，事情就起来变化。朝鲜派出以右议政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组成陈奏使抵达北京时，从正准备返回朝鲜的冬至（朝贺）使那里打听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的音讯，三使臣愤愤然，当即决议呈文礼部为国王辩解。他们旁征博引，罗列历代朝鲜人得罪清朝时处罚止于自己而未及国王的事例，指出罚银国王“有乖于大朝前后体贴之盛典”。
接到朝鲜三使臣的呈文后，清朝廷内有人主张立即捉拿三使臣，也有人主张将其押解回朝鲜处置。但由于东南方面明郑的威胁日趋严重，再加上清廷已经隐约听到朝鲜与东宁之间有所联络，因此康熙的态度显得较为宽容。
当清廷礼部提议下发敕书斥责时，康熙指出“此非小事，不必特降谕旨，但照所撰敕语，令该部缮本具奏，俟启奏时，止票依议耳。”康熙考虑到事发之初已经下敕书令察议朝鲜国王，假如再发敕书问罪三使臣，不免使“朝人心思离散、徒徒增益海逆，与国朝有损”。
于是，康熙命令礼部在奏闻时写上问罪三使臣的内容，他自己只表“依议”，这样即可以向朝鲜施压又显示了自己的宽大不至事态发展到清、朝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的一幕。
永历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清廷礼部再度向朝鲜方面发出敕书。
敕书中首先罗列了最近朝鲜的种种“罪行”，如清使到汉城时国王没有恪守郊迎之礼；朝鲜使臣在北京违禁置办野史、并提出辨诬申请；以日本海盗入侵为借口申请军援，结果军援到了之后却没有任何音讯；三藩之乱时用浮词探真假等等。
其次敕书中又罗列清朝历代对朝鲜国王罚银的处置以及礼部提议后被皇帝免议的事例，呵斥“以从前之姑宽者为例，反谓无可罚之情，何其谬欤？”并呵斥“卑职不告其君，而轻弄笔端横开祸始，皆由其国主弱臣强”。
敕书的最后部分由清廷礼部提议将郑载嵩等朝鲜三使臣抓捕并押解朝鲜重处。
对此，康熙谕令：“免其严拿，其他依议”。
“这，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朝王李焞看着手中的清廷礼部咨文勃然大怒道。“主弱臣强？朕是无道昏君坐视权柄沦落奸宦之手，还是尔等是谋朝篡位的逆党？简直是大污蔑，是丙子虏乱（注：丁卯胡乱和丙子虏乱均指满人入侵朝鲜）以来从未有过的污辱。”
李焞坐下的朝鲜群臣的脸上也是一片铁青，是的，不会有人愿意被人指摘为乱国权奸的，因此清礼部的指责实际上让四分五裂的朝鲜政坛出现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臣以为应该立刻与东宁恢复贸易，以朝鲜的马匹、条铜、生铁、棉花、奴婢换取东宁的火炮、火药、硫磺、铠甲以备不时之需。”司谏院正言韩泰东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来。“本朝使臣也可以南下东宁参拜大明监国，求取（两国联手）的诏书。”
“过于激烈了吧。”李瑞雨皱着眉头。“整备军务动静不小，万一被清廷探知，那来的就不是一道敕书了。”丙子虏乱已经过去快半个多世纪了，但一来清军的强大让朝方记忆犹新，这二来嘛，朝鲜的军队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故此由不得李瑞雨不担心以强硬对强硬会适得其反。“各位大人还要慎重其事啊。”
“采买大炮、火药什么或可以慢慢去做，但拜谒大明监国一事倒也未必不可行。”领议政宋时烈摸了摸胡子。“不过老夫却以为如今的东宁不循义理，不重文章，已经失去中国的道德，几沦为商贾之流，要与其打交道，怕是要费些周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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