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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果了。
之后，光穆太子被追封为穆宗皇帝，先太子妃被追封为慈贞皇后的旨意果然昭示天下。
对余柏林而言，其影响不过是封蔚接连在宫里住了几日，回来后又独自醉过几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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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过了四九之后，天气渐渐转暖，余柏林接到的邀请又多了起来。
经过赵信和卫玉楠的牵线搭桥，余柏林和这两人的同窗好友有了解除，再加上敦郡王府上的“同仇敌忾”，关系也就亲近了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和赵信一样擅长诗词，与余柏林一般，早早的写出了让读书人承认的经书集注的更少。因此各种读书人的聚会，自然是不能少的。
在封蔚的帮忙下，余柏林挑选了一些聚会参加，又结识了两三友人。比不得赵信和卫玉楠这种可以交心的挚友，但也聊的比较投契。
天气没暖几日，突然又来了倒春寒，飘起了比冬日更大的鹅毛大雪。
一向身体倍棒的封蔚，居然受了风寒病倒了。
或许是不常生病的人生起病来更加难缠，封蔚折腾了好久才勉强好转，但仍旧咳个不听。
封庭心疼的不得了，几乎快要把御医院全搬到封蔚王府去了。封蔚病稍稍好些之后，封庭也不让封蔚上班，让他完全休养好再说工作的事。
封蔚终于有机会住进自己的温泉庄子，没事就去泡泡温泉逛逛山上的寺庙，特别惬意。
余柏林本来担心患了风寒的人不适宜泡温泉。不过御医说封蔚的风寒基本上已经好了，每天泡一会儿温泉，多补充点水分，反而对身体有益，余柏林才放心。
住到温泉庄子，自然没那么多应酬。碰巧余柏林读书遇到了瓶颈，偶尔翻开自己几月前所著《春秋浅谈》，觉得里面一些内容不够完善。
《春秋浅谈》热度道如今依旧未消，不但成为京城学子读春秋必备的参考书，也渐渐被人带到其他地方，传播开来。
经过许多人推荐之后，细品余柏林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余柏林注经的质疑渐渐消失，还有不少心胸开阔的大儒前辈对余柏林此书公开赞扬。余柏林若想写一本正统的注经，条件已经成熟。
他之前的“浅谈”，的确只是浅谈。许多心里明白的理论，只是给出一个“猜想”，一个“引导”，让其尽力符合自己“读书笔记”的套路。
现在这些“猜想”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始写这些“猜想”。再过一段时日，估计就会有人以他这本书为基础，来写书了。
在闭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起懈怠之心，且也难以查缺补漏。
余柏林虽也做了许多之前的会试题，但作文水平高低虽能让老师判定，但会试题要撞中基本不可能，还是得加深自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才成。
著书过程，就是查缺补漏的过程。
下定决心之后，余柏林开始着手重新写书。
有了上一本书的阅读基础，这一次余柏林著书的进展就要稍稍快一些。
他现在主要补充的是，在自己这本书出来之后，看过这本书的读书人们所写的文章和书评。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会给他很大启发。
写浅谈的时候，关于春秋的著作已经看得差不多，现在余柏林开始看其余四书四经的著作。
若要注经，自然不能讲四书五经割裂开来。四书五经是一个完整的入学体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让其变得支离破碎。
余柏林著书虽为了在会试前扬名，但若写出自己会遗憾的书，他心底也难以接受。
就算不能做到最好，也要竭尽全力。
张岳得知余柏林在研读其他四经的时候，提起来的心终于放下。
许多读书人选择本经之后，急功近利，对其余四经弃之如敝履。可真能在一经中得到大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精通五经的人。
只有精通五经，才能看到其蕴含的精华所在。
余柏林年纪在那，张岳并不要求余柏林达到精通五经的程度，但粗通五经则是必须的。
若不能粗通五经，会试中文章必然不能进入上等之列。
张岳还想余柏林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提点，没想到余柏林自己开始钻研起来。
张岳虽然自己精通五经，但他为了给余柏林牵线，向余柏林推荐了自己治其他经书的好友，让余柏林可以写信向他们请教。
这让余柏林著书的准备更加如鱼得水。
余柏林请教的人之一，就是赵信的父亲赵卿。
本经想来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赵信能得到诗经魁，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
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请教《诗经》，他自然欣然同意。
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
两人谈论了许久，把赵信叫来。
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似乎受到挺大打击。
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这是后话。
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在春季结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待立夏之时，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注经共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称“训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
第二种层次为“托古言志”，为理学一派所有。根据圣人之意，根据当今实际情况，进行发散；
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即圣贤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认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经，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
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
“吾不愿后人曲解之。”
我不愿意后人曲解我文章的意思。
要知道断句不同文章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在作文之时，其实句与句之间是有空处的。那空处，就是标点。
这在写文给别人看的时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写什么？
若你科举文章中无空处，考官怎么知道你写什么意思？
若官文上没有空处，谁知道你这官文下达了什么指示？
只是印刷之时，因为印刷技术所致，句以句之间才没有留空而已。
而古代传下来书籍，因代代传抄，当年到底是怎么空的，也不可考，只能后人猜测。
余柏林浅谈一出，许多读书人觉得这标点挺好用。又因为浅谈一书流传甚广，所用标点也被看过书的人熟知，渐渐文中不留空而是加点，成了“流行”。
这“流行”，渐渐的从普通读书人传到官吏中，又传入朝堂上。最后很明显，会继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这倒是无心之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