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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番也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抚慰民生的。
刘文济的这次南巡，始于建隆二年秋，随着皇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大汉帝国又迎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
许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见，甚至已经拿得出一些数据进行佐证。比如，帝国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项税收，综合折合铜钱已计9150万贯，说不准未来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亿去了。
在这九千多万贯的税入中，金银铜币钱已经超过一半了，各类粮谷绢帛实物依旧是重要税收载体，随着币钱比例的提高，甚至引发了许多保守官僚的担忧，毕竟比起金银铜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谷物绢帛，更能安人心，同时，各地官仓、义仓都需要填补，朝廷行政在实物的调用上需求同样很高。
同时，商税比例也在进一提升，除了占据大头的城镇市税外，江海陆诸口岸关税的税额，已是显着提高。仅五大海关，当年税入便高达八百万贯，当然这是建立在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基础上，刘姓封国以及各大贵族在海外几十年拓殖发展成果已经开始真正兑现。
到了建隆时代，大汉国对外贸易，除了高丽、日本这种传统往来贸易伙伴之外，主要就是环绕于帝国周边的刘氏封国了。当然，与天竺、大食地区的贸易依旧在持续，但规模却在日益萎缩，尤其是后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陆上玩命搏杀、海上热情贸易”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发生着，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南洋那些掌握着东西进出航道的封国们，从事实上在帝国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们虽然没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国本土去进行贸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获得所需商品之后，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于大食地区战争频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严重影响到了汉人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这一时期开始，两个地区都萌发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蛮扩张的南洋，甚至有些贵族与商人提出，该派军登陆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国，把那阿拔斯帝国给灭了，把ysl世界给掀翻，彻底打通贸易商途，这样才更有利将大汉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行销世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也只是一种声音罢了，一种在南洋拓殖运动过程中被激发出的贪婪的扩张欲望。想要付诸行动，还有很多现实难关与条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国”（梁孝王刘晓一脉，因其生前无后，由鲁王刘暧子过继承袭）的一些海商，已经在组织船队，打算沿着非洲大陆继续向南探索。
......
虽然帝国内部上下，依旧有许多问题存在，但从整体上，依旧呈现出一个“昌隆盛世”的气象，就和当年太宗在位时期那般，进入建隆二年后，朝中就已经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说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对此事，刘文济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认，理所应当地接受，盛世哪里是那么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饬国政过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难与阻力，让刘文济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同时，亲历了整个雍熙时代的刘文济，可太清楚太宗时期的政风民情是怎样一种情况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还差得远。
别的不提，就太宗时期的优良政风，至今犹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肃贪来说，规矩依旧是那套沿袭至太宗的规矩，监察执法上也给予了强力支持，但贪腐之风，依旧不绝，此起彼伏。
天下的贪官墨吏们就像是在和刘文济打游击，没抓现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来，都是藏污纳垢。有些人，甚至连装都不想装一下，几乎是明明白白告诉刘文济：当官，可以；廉洁，不行。
至于节俭方面，也是如此，刘文济在紫微城中大幅削减宫廷用度，把康宗时期增加的宫人内侍规模压缩，将一应奢玩之物废弃......
皇帝在宫廷内过着“普通”日子，宫外的权贵们，却大多奢靡依旧，攀比依旧，完全没有太宗时期的觉悟。说到底，还对当今天子缺乏最真诚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功臣老贵之家，让你当皇帝也就罢了，还能管大伙怎么吃喝拉撒？
也就是在刘文济把平阳公主驸马朱骍处置后，那些人方才收敛了一些。平阳公主刘霏，太宗嫡女，驸马朱骍于建隆元年因为奢侈无度、治家昏乱、逾制乱法，被刘文济流放燕山北道十年。
这显然是只鸡，但让刘文济糟心的是，此事过后，就有传言说，皇帝是为了持续打击慕容皇太后。到了建隆时期，基本幽居慈明殿的慕容太后，已是孤身一人，在朝慕容家族也多受排挤，一些老贵对此，多心生怜悯。而皇帝连自家姊妹，连慕容太后唯一的亲人平阳公主都不放过，何谈仁德孝义？
因此，帝国状况在不断改善，国家发展在持续向好，但皇帝刘文济面临的各种压力与烦忧，也在不断积累。刘文济选择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观察政情，检查整顿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里边。
还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训，追效太宗之遗风，出巡规模很小，整个行营所有人员加起来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还是随驾禁军卫士。其余人员，除了少部分内侍之外，都是从中枢各部司衙门抽调的能臣干吏，至于宰相，则由王钦若、丁谓二人随行。
丁谓，时任都察使，财政使向敏中当年因病致仕，导致政事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一番角力之后，时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谓被迅速上调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于出巡目的地，选择东南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里是帝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重心、财税重地，更为最重要的是，刘文济潜龙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上海、金陵，对他个人而言，具备特殊感情，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地方，意义重大，也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