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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体虽然诸多好，但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实在太冷僻，使文抄的难度直线上升。
不过讲到这个问题，李潼真是要不乏自豪的说上一句：“不好意思，当年为了混文凭，选的就是这个课题！这些诗虽然生僻，但当年好歹也分析了一点七荤八素。”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学养基础，李潼才有信心编写《万象》大曲这样的曲辞题材。全唐诗虽然名篇诸多，但都风格强烈，感情丰富，艺术造诣虽然高，但还真不怎么适合拿来当四平八稳的面子工程曲辞去用。
台阁体诗歌，题材、内容和意趣高度趋同，如此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如果不看诗题，你甚至都分辨不出这百十首诗究竟写的是不是一件事。而且，应制诗通常需要定题、定韵，几首、十几首诗同韵而作那都是正常事。
面对这样一片沃土，李潼真是没有客气的道理，自然是挥毫如飞、文不加点、倚马千言。
要制定一部大曲，哪一项工作最难？
要判断这当中难易程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些从业者们各自社会地位如何。礼乐虽是国体庄重之事，但是当中乐工、音声、歌舞、器乐等等，绝大多数都属贱籍，甚至不能与籍外良家通婚。
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那就是隶属于太常即司礼寺的协律郎。
古代能够被称为“郎”的官职，几乎都不简单，协律郎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仅仅只是隶属太常的八品官职，但却是士人蒙荫、科举守选等解褐所任之官，是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所谓解褐，就是脱下身上短褐布衣、换上官袍的意思。
像是眼下忙于编制曲章的太乐丞白芬，虽然本身出身音乐世家，有一个历事数朝的父亲，但就算是其人已经担任了太乐署的二把手，较之初入官场的协律郎仍然差了一个等级。
唐代官场有校正不入，当守协律的俗语。讲的是官员解褐出任的官职，馆阁校书郎、正字乃是首选，协律郎则仅次于这二者。
经过这段时间在内教坊的厮混，李潼也了解许多曲乐编制的流程，太常曲乐分为两部分，歌辞与曲簿。这其中，曲簿就是舞乐曲调之类，属于太常各色番役乐人的本职工作。
但是歌辞却不归太常所管理，而是由两馆学士、翰林学士等台阁文人创作。这种曲辞分离的创作模式，背后逻辑很简单，那就是舞文弄墨，你们这些太常贱籍乐工不配！
李潼此前翻新旧曲，之所以没有阻滞，那是因为他所翻新的本就是小曲、杂调等散乐俗曲。但若想要新制或者是翻新大曲，他的曲子辞同样需要获得太乐令、协律郎等人的认可，选词入乐，才能正式存留乐府。
换言之，即便是李白、杜甫那种程度的文采，如果不能被官方认可、选词入乐而收录乐府中，依然还是个玩地下音乐的。
李潼编制《万象》大曲，本意就是要为了在帝国最庄严高端的场合上演，自然不能搞什么地下传播。
而且眼下时间已经很紧，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曲辞获得官方的认证通过，才能尽快协律入乐进行排演。如果在这方面被卡住十天半个月的，只怕就算编排出来，也要错过大酺。
所以典雅型美、大而空洞的台阁体，也是他眼下为数不多的选择。即便不谈薛怀义的威风好用不好用，谁要能在四平八稳的台阁体诗歌中找出毛病来，那基本可以断定是在故意找茬了。
脑海中自有诸多诗篇可以堆砌引用，省去了再去引经据典、苦吟雕琢的时间，只用了两天，一部长诗歌辞便铺设而就，这还是因为明代行文方式与典故应用与当下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真正的创作只用了几个时辰，剩下一天半的时间则主要是为了捉虫修改。
诗篇完成之后，李潼便即刻吩咐太乐丞白芬送回太乐署，交由太乐令等人赏阅选词，尽快安排入乐。至于效率这么惊人，会不会有些妖异？
这么说吧，我从识字开始就琢磨怎么拍我奶奶马屁，一个题材你要能不间断的琢磨五六年，你也能有这种效率。至于我学浅才弱，难占联绝？
那真是夏虫不可语冰，你根本不知道忠孝达到我这种境界的人，能够爆发出怎样的潜能！
曲辞上午送出，下午太乐署就有了反应，一名年在三十五六岁的绯袍文官在宦者导引下匆匆行入内教坊，一俟步入直堂，便举起手中诗稿，望着堂内众人急声问道：“这一部《万象》歌辞，何人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