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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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完成新均衡的构建。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在新的均衡当中，自生秩序一面，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改变其样态，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分别是：

    <span class="bold">一、封建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这里取的是“封建”一词的原初含义，即“封土建邦”之意。《诗经&middot;商颂&middot;殷武》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春秋左传&middot;僖公二十四年》有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邦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所以，“封建”必然是“割据”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郡县制社会”。笔者则将“郡县制社会”进一步地区分出其“豪族社会”阶段和“平民社会”阶段，这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启发。关于“封建”概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在周代获得完善，终结于秦政。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以及竹简的应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自我瓦解，精神进入到自我反思阶段，东亚轴心文明在中原大地上展开，思想自由地奔流，百家争鸣。

    <span class="bold">二、豪族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豪族社会自身也有过变化。豪族初起可能只是地方豪强，后来逐渐获得精神自觉发展为士族，士族在南朝又逐渐演化为门阀；同时在北朝方向，门阀之外，还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军事贵族，它们在隋唐又共同演化为世家大族。所有这些身份，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可以起到对于君主集权的制衡作用，但起作用的方式又有所区别；同时，在其与君主的权力分配关系上，它们又有着与平民社会的共同差异。为简单起见，本文统称此阶段为“豪族社会”，在具体的探讨中再做具体区分。">，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出现，终结于唐末。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水稻复种技术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应用；随着这个时代的瓦解，精神进入到又一次自我反思，追求对于多种普遍主义精神要素的超越，开启了下一个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的大门。

    <span class="bold">三、古代平民社会，从北宋开始，终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西方现代经济与知识的进入；而依凭传统资源已经走到极致的普遍精神，在此时代末期到来的外来精神要素冲击下，自我瓦解，开始其对更大的融合的追求。

    两次结构性变化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短暂的过渡时期，是为多重均衡当中的不稳定状态，但它最终会收敛到一个更富稳定性的均衡上去。而几次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君主、内臣、贵族、官僚、平民等诸多力量群体的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当中具体实现的。

    在这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结构变迁，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浮现的现代平民社会，其发展迄今仍未完成。区别于古代，这一次新的经济要素不是出现在帝国内部，让皇帝有能力将其率先整合为自己的力量，而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帝国永远没有可能性将其进行内部化整合。于是这一轮大循环的起点便不是新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而是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旧的均衡被打破，国家走向解体。之后的历史任务便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的方向回调，重建统一。这是理解20世纪革命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但革命史只是故事的一半，革命本身接下来也要自我超越，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继续向前迈进。而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