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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程昱，他本来是一员武将，后来成为曹魏阵营的核心谋士，程昱的成功转型是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兵权是曹魏最核心的权力，三公可以让，九卿可以给，但兵权轻易不会给你。曹魏掌兵者不超过三种情况：一是如“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亲；二是如张辽、张郃、徐晃等人，是职业军人，为打仗而生，为打仗而死，绝对效忠于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张燕、张绣那样曾经的地方实力派，被曹魏接收后暂时带兵，最终兵权也被稀释或整合。
陈群、司马懿等“太子四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他们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尽管他们已身处权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赖，但他们从未奢望过染指兵权，现在兵权却自己来了。
在给陈群、司马懿的任命诏书里，明确他们的军职分别是镇军大将军和抚军大将军，指挥的主要是“中央军”。
曹魏军制虽然延续了秦汉以来南军、北军的体制，但因为随时都在作战，四面都是战场，又加上曹魏实行特殊的五都制，除洛阳为常设首都外，邺县、谯县、许昌和长安是陪都，所以军制自然与和平年代的南军、北军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系部队可以分为地方主力军团和中央军团两大部分，中央军团除中领军、中护军这些禁卫军外，还有一部分守卫其他几个都城。中领军、中护军简称“中军”，天子到哪里他们就守备于哪里，其他的中央军被编为镇军、抚军等兵团，由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指挥。
与一般杂号将军不同，陈群、司马懿的军职里还有一个“大”字，这是曹丕称帝以后的新发明，如果没有这个“大”字，这些将军就是普通的将军，相当于军长，加了一个“大”字，地位一下子抬升了很多，至少可以与四征、四安、四镇将军相当，从品秩上说略低于三公但高于二千石的九卿。
陈群和司马懿之前的身份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书令、尚书仆射，掌握了军权，品秩也骤然提升。同时，他们仍然负责尚书台，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录行尚书事”，即兼任朝廷的秘书长，司马懿没有明确是否仍兼任尚书仆射这个副秘书长，但命他“督后台文书”，说明他仍然兼职于尚书台。
文帝命他们掌兵，也可以看作是给尚书台加上了兵权，尚书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带兵，这个恐怕连尚书台的缔造者汉武帝也没有这么做过。
任命诏书专门讲到了陈群和司马懿的分工：“过去轩辕黄帝建四面之号，周武王称‘予有乱臣十人’，先贤们之所以能治国理民，都是多任用贤人的缘故。现在内有公卿镇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军情需要出征，军中应该有柱石一般的贤帅，辎重所在之处也应该有重臣镇守，那么御驾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现在，任命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如果我亲征讨伐南方的敌人，就留抚军大将军守许昌，督后方诸军，处理后台文书诸事；由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代理朝廷秘书长。他们都给予假节、鼓吹，并调拨给中军骑兵600人。”
对陈群和司马懿来说，手里有没有兵权其实有本质区别，曹操生前杀掉或逼死的重量级人士，从孔融、荀彧到崔琰、杨修、娄圭、毛玠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人。而武将之中，将军以上的从未被杀过一个，也就是说，在曹魏阵营里最危险的是文人，而最安全的是武人。
这符合权力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文人靠一张嘴，没有实力做支撑，杀也罢，用也罢，全凭君王的心情。而每个武人的背后都是一支队伍，君王即使不满，也会投鼠忌器，用别的方法解决权力问题。
像张绣那样手上有曹家血债的人，还有像臧霸那样的土匪，曹氏父子只得一忍再忍，找机会一点点把兵权收回来；而像荀彧、崔琰那样忠心耿耿、为曹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一句话就能要命。
这不是君王冷酷，这是权力规则。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软实力。手握兵权，才是硬实力，但兵权又是那样遥不可及，所以诏令下达之初司马懿、陈群尚不敢欣然接受，他们上书辞让。
曹丕下诏，打消他们的顾虑：“我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以夜继昼，想休息都不得空，做出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增加你们的荣耀，是让你们为我分忧啊！”二人这才接受，上任后他们又接到了曹丕的诏书：“我常常因为后方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把重任交给你们。曹参虽有战功，但论封行赏时萧何最重，让我没有西顾之忧，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里善于理政的萧何更重要，他想让陈群、司马懿做好的萧何。这种无以复加的信赖还不断继续着，后来曹丕专门给司马懿下过一份诏书：“我在东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西方的事务；我在西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东方的事务。”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皇帝的诏书？这份诏书可以理解为一份授权书，有了这项授权，司马懿俨然成了“曹丕第二”，尚书台里的司马懿成为曹魏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人。虽然最后面的这份诏书只出现在《晋书》里，不排除是为了粉饰司马懿而虚构的，但陈群和司马懿迅速跻身曹魏军界并掌握军事大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极大地改变了曹魏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