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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谢客，独自坐在书房思考着。以阁臣兼掌铨政，与祖制不合，皇上毅然为之，实乃不世之遇！从与张居正、赵贞吉的交谈中可知，朝野都体认到了这一点。赵贞吉说他“居皇上宾友亲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时也，不可让也”，在高拱看来，既是鼓励，亦是鞭策。既感兴奋又觉压力巨大。曾经无数次憧憬的握权处势，以开创一代圣治的愿景，在年近花甲之际终于实现了！他怎不心潮澎湃？！这一切，就要从陛见开始了。
那么，陛见时向皇上说些什么？在接到召命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思考着，本已有了头绪：不妨从纠正《嘉靖遗诏》入手，把嘉靖朝前期的中兴气象，与后期的弊政区隔开来，终止翻大礼议之案，使隆庆朝在震荡中得以调适，完成与嘉靖初期革新路线的对接，从而开启隆庆朝革新之局。可是，高德所禀京城的浮议，张居正所言官场人心惶惶，都让高拱意识到，对徐阶及其当国时的施政，不能冒然触动，否则必掀起轩然大波，使自己陷入争斗的漩涡。“河清几时，日已中晷”，他暗自感叹，哪里有精力去应付争斗？是以不得不放弃从纠正《嘉靖遗诏》入手的想法。既如此，又该从何入手呢？他想到了直陈革新之必要，但他又深知皇上的心理，因少年时代的压抑，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紧张不安，皇上对他的革新主张会不会一时难以接受？是以昨夜辗转反侧良久，也没有拿定主意，遂决意今日陛见，见机行事。不意皇上主动说出了期盼朝政振而新之的话，怎不让高拱欣喜不已？
“臣窃以为，制度、律法设立之初，即做不到尽善尽美，不可能无弊；方今立国二百年矣，旧制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乃袭为故套，无复置议者，此士风日败，而治理所以不兴也！变法改制，当为治国切要！”高拱不失时机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理念。
皇上点头道：“先生所言极是。”又以求教的语气说，“然则，众人皆谓处常则守经，遇变方用权，似乎权变乃不得已者，只能偶尔用之。”
高拱语调轻松地说：“秤之为物，有衡有权。无论是衡离权抑或权离衡，皆不可。离开权，如何量轻重？怎言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时可不用？《易经》云：奇之为阳，偶之为阴；阳或变而之阴，阴或化而之阳，刚或摧而为柔，柔或往而从刚，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与时迁，则更法以趋时。故曰：‘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
皇上听得津津有味，以赞赏的语调道：“先生说的是，法与时迁，更法以趋时！”
“臣替皇上打理朝政，无他，先一个实字，踏踏实实一件一件做下去，挽刷颓风、振兴朝政；再一个变字，凡不合时宜者，据实变之，惟变所适，先立规模，见其大意，而后乃徐收其效！”高拱以有力的语气说。
皇上望着须发花白的老师，饱含深情地说：“《传》曰：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朕于先生，有厚望焉！”
“臣决不辜负皇上的信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拱语调深沉地说。
“先生上了年纪，也要善自珍摄。”皇上嘱咐道。
“惟其如此，臣方要惜桑榆之景，只争朝夕！”高拱以坚定的语调说。他深情地注视着皇上，“皇上，务请珍摄龙体，善养精神，期无疆之万寿！”
皇上面露尴尬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