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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齐两国都有不奉天子之命，擅自举兵讨伐诸侯之罪，但题目将两战并列，让考生以这两段为题，肯定不是简单的让人一同批判。读题的时候要先仔细体味题中两段文字，两段文字中的主语是有微妙差别的。
——《春秋》按对人物的称呼用词不同，显示出史官对他们的尊重等级不同。如称某国人低于称名，称名又低于称字，称字低于称官职……
主语的差别也就体现了史家褒贬之意。
宋伐郳一段中对宋桓公所联合的诸侯大军的称法是“人”，如“宋人”“齐人”“邾人”；而在齐伐楚一段中，对诸侯的称呼是“齐公”“陈侯”“曹伯”“许男”一类。
这个小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前者指代大军，后者指代会盟的公侯，而是表现了史官对这两场征伐的主持者评价的差异：按《左传》中，齐桓公讨伐楚国中途，停留在陉亭，向楚臣宣告的讨伐理由即是楚国不为周王朝上贡苞茅，影响了天子祭祖。祭祀是国家大事，齐桓公为朝贡、祭祀事讨伐楚国，虽然未奉天子之令，却也有尊重周天子权威的意思。
故而史官记录这段史实时，在诸侯的称呼上就依公侯原本身份来，而不像对宋公那段一样以“宋人”相称。
这个阅读理解做不到位，写桓公的那两扇议论里就有一半要跑偏了。
《春秋》虽是史书，但孔子编《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成书后存留的史料都是为了体现“尊王道、讨不臣”这个思想的。所以作文的时候不光要斥住宋、齐两国诸侯之罪，还须要结合左传内容，褒扬一下齐桓公在讨伐楚国中表现出的尊王的态度——
宋时写文写多了，思考速度极快，脑中想着后面的，笔下先依承题发挥，作出起讲：周以天子一人莅万邦，以万邦而奉天子，征伐只能操于天子之手，岂有诸侯自己率兵讨伐同为天子诸侯之国的？岂有诸侯之长不受天子明命，以霸主身份驱役各国兵力的？
发凡之后，便按原题中宋、齐两国之事，分四扇八股论句激情评论：
先斥宋桓公威福自便，不受命而伐郳之罪，指出其应当承先公之命而尊王室、守臣节；后斥齐桓公为成就霸图，擅天子之权，节制诸侯伐讨伐外夷之地的楚国。写到文章结穴——也就是八比中最后的束二比时，还得特别赞扬一下齐恒公关心王室祭祀，是一片拳拳尊王之心。
文末大结仍是呼应开头，点出春秋大义——也就是尊王。若诸侯都能尊王令，征伐皆自天子一人出，天下自然大定。
明尊王、讨不臣之义，使后世乱臣贼子不得不有所畏惧。
“此《春秋》所以经世也。”
他写到这一句时，也从胸中轻轻吐了口气。
不是因为文章写完了而松一口气，而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时，思路不由自主地偏向了新从晋江网下载的明清《春秋》学理论。
郑朝学术延续宋朝，《春秋》重《胡氏传》，而胡安国是二程门下私淑弟子，胡传中常以义理解《春秋》，尊王攘夷的思想极为强烈，而且特别重视以“天理人欲”解释文中写法、称呼的细微差别。
而在他那个世界，到明朝后期，学者渐渐感觉到《胡氏传》对思想的束缚，以及义理解经中强辞夺理的地方，开始回头研究汉代经学，重视考据而轻义理。发展到清朝，就基本抛弃宋代的义理解释，兴起注重考证的朴学。
他看了两篇明清《春秋》学论文，就已经不自觉受了诱导，这篇文章里竟没提一笔“宋人”与“桓公”这两个称呼背后所藏的天理，写到齐伐楚也没提一笔胡氏最爱论的“攘夷”。
偏偏他写完也不后悔，再看几遍这篇只列举经传内容为论据、半点不涉及理学的文章，都觉着不能删改。
说是一字不易也太夸张，可这篇文章里实在没有容得下“天理人欲”之论的地方了。
他又吐了口气，提起笔来改格式、挑错字，决定一字不改地把它交上去——管他这回考得过考不过，反正他是保送生！与其把这篇文章修改成他自己也不能满意的模样，还不如就按着自己的本意来，让方提学这样的大家看看他的文章可行不可行。
他把草稿改好，拿出稿纸来抄写，才想起刚才方提学在旁边看他的四书文，猛地抬了一下头。这一下正好看见方大人坐在堂上，精光四射的双眼正盯着他们这些考生，蓦地与他目光相撞，忙又低下头，仔细誊稿。
两篇文章抄完，也还没到中午。不过他没什么要改的，这场内也不是呆着舒服的地方，索性还是先走了的好。
他把卷子收起来，便到堂前送给收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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