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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有江南各地新兴市民阶层掀起的一系列反税监斗争，有满清民族入关引发的明清民族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矛盾交作的最终结果，便是朱明王朝不可挽回的灭亡。
随着明朝的灭亡，许多著名的明朝“遗民”思想家在痛楚地围绕着“明朝何以亡”这一中心间题反省思索着。他们从沉痛历史反思中省悟到，明朝覆灭的重要原
因在理学末流特别是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于是一股“默虚崇实”的实学思潮轰然展开于当时思想学界。
而其中有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梁启超曾评论这些代表人物：“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而他们都继续为反清复明做过斗争。在明王朝最终灭亡后，朱舜水流亡日本，而黄宗羲匿居故乡。自此，他们便开始了从理论上总结明亡的教训。他们把予头指向了晚明空谈心性的理学流弊，认为那是明亡的主要原因，并进而呼吁以经世致用的实学纠偏之。他们一方面激烈抨击宋明理学末流“说玄道妙，言高言远、徒尚空谈、坐而论道以致颓风随俗、乱世亡国的流弊。
而现在，朱舜水并没有东渡流亡日本，而是成为朱明忠的老师，并成为清河书院的山长，于清河教授弟子，而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践履论”，就是强调实践。细解起来：一是认为儒家的“道”，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求“道”的要靠实践中的学习领悟。而且任何一种“道”，更有实际的应用性。二是人的品格形成，也来自于实际生活行动，获得崇高的道德，需要人后天勤奋的努力。
“……不止要求皇帝勤政爱民，更讲究“利民”，而何谓利民，正如之前成仁所言，促进商品经济繁荣，进而富国强民。而成仁于江北所推行的，正是利民之策。”
在朱之瑜家中书房内，兴致勃勃的他立即与黄宗羲一同谈起了学问来。不过他并没忘记在黄宗羲的面前夸上几句他的得意门生。
“楚屿先生所言极是！”
对此黄宗羲自然表示赞同，
“自宗羲抵扬州一路北行，江北百姓皆言经略施政诸法之善，观之以清河，其繁荣更胜以往，自是经略之功！”
这并不是刻意夸奖，在抵达江北之后，原本黄宗羲以为盐商被尽数抄没之后，扬州必定不比昨日繁华，可谁曾想，非但扬州的繁华远胜于以往，就连这江北各地似乎也日益趋繁华。
“梨洲谬赞！”
被人当面这么夸，朱明忠多少总要表示些许谦虚。
“今日江北初定，百业复苏，虽有明忠些许寸功，但全凭老师与衙署诸人从中协助，想当初，初定江北之时，我曾请教老师如何抚治江北各府，当时老师只言两字。一为“礼”二为“法”，“礼法并重”自然大治！”
对于来自21世纪的朱明忠来说，他自然知道一个成熟的国家，道德教育和法制约束，是俩条腿走路，法律的进步与执行，更要以保护道德为根本目标。如此主张，即使放在数百年后的社会，也是振聋发聩。更何况是这个时代？
其实让朱明忠最得意的，恐怕就是来到明朝之后，认的这个师傅，尽管做为一个后来者，在施政问题上，他也会受到朱之瑜的影响，因为的很多建议，在朱明忠看来，都是直指中国古代施政的弊端。
““礼法并重”，天下自然大治！”
黄宗羲点头赞同道，
“圣门子弟大抵皆言“礼”，而不言法，却不知，若无律法申张，这世人又怎么可皆守之以礼，礼法并举，天下自可得治！”
对于黄宗羲会赞朱之瑜的观点，朱明忠并不觉得的意外，毕竟在后世有专门的文章对两人的学术思想加以分析对比，尽管两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大抵上两人都是主张实学，尽管其主张的实学却又有一定区别，可也正是这种区别，才让朱明忠相信黄宗羲的到来，可以进一步加强清河书院的实学力量，进而以清河书院为中心形成“清河学派”。
甚至相比于招其府为官，朱明忠更看重的是传播“实学”的“清河学派”，这才是未来国家大治的根本，当一大批以“实学”为信仰学子成为官员之后，这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也就自然而然的随之兴起。
所以即便是对顾炎武等人，朱明忠也会特意要求他们在书院兼职作讲师，以传播实学。进而巩固清河书院的实学学术基础，现在随着黄宗羲的到来，有了这三位明末实学大师级人物于书院做镇，这实学又焉能不再次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