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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赵彦一脸懵逼的看向满脸凛然正气的孙长庚,不是说动不动就下跪是满清时候的事吗?难道我被后世网上打嘴炮的那些人给骗了?

    实则这个问题还要从源头说起,宋代以前椅子还没有流行起来,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等等。入宋之后,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国从“席地而坐”的时代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

    没有椅子的时代,中国社会已经通行跪拜礼,因为当时的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正所谓臣拜君,君也拜臣。比如《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所以说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的礼节。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比如某人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你,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更合乎当时的尊卑阶级的思想。

    而宋代虽然是高脚椅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宋人之间却也没有流行跪礼,当时的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又如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从《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可以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可谓是大大下降,另外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其后,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当官的都如此,更遑论普通老百姓,有时候就算见个不入流的小官都要跪下磕头,跪啊跪的,渐渐把骨气都给跪没了。

    至于后面的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而且大臣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另外,在清代除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可谓是‘一个头来一个头,声声响亮运亨通。’

    以赵彦那半吊子的历史知识,自然不知道这些,他愕然看向孙长庚,见其满脸义正言辞之色,似乎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赵彦一边心中急速思考怎么化解此时困境,一边用余光瞥向王业,却见其眉头紧皱,看向孙长庚的目光一片冷然,明显暂时也没想好该怎么解除赵彦的困境。

    掐指一算,赵彦来到明朝也有三四个月了,可以说已经勉强融入了这个时代,只是他平日里接触的多是些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们讲究的是民间的礼法,而非民见官、下对上的礼法,所以赵彦如今遇到眼前这些可称精英阶层的缙绅官僚们,却是有些抓了瞎,想了片刻未想出合适的说辞,时间却不等人,若是再不拿话反驳孙长庚,只沉默应对的话,那与默认有何区别。

    到底还是王业阅历丰富,关键时刻他站出来替赵彦开脱了两句:“府尊、县尊,乡野少年少读诗书、不识礼数,不想怠慢了两位老公祖,还望两位老公祖恕罪。”

    老公祖,古代对于地方官的敬称,限时已少有人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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