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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乱后，江南的反抗势力便烟消云散，各种对抗嘉庆新朝廷的势力也大都偃旗息鼓。唯一一个还自行其是的地方总督，陕甘总督勒尔谨也在平定混元教后向陕西挺进的武卫军的胁迫下，最终接受朝廷的指派，回到京城在朝廷供职。
不过勒尔谨的命数不太好，他刚回京不久，都察院便提起了对他的调查。甘肃冒赈案就此爆发。
这桩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开始了，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私自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一来，捐监的粮米变成了白银，显然操作钱银要比米粮更容易，更便利。清廷在批准复开监捐时，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亶望把这43石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样，监粮一下子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承办此事。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本不存在的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他二人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的办法，坐镇兰州，收受赃银。凡各县馈送王亶望充冒灾赈的银两，按照“坐省长随”的办法送进。蒋全迪也乘机向各地勒索馈送。嗣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复蹈泥潭。
仅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
其时，作为冒赈一案主谋和主要定事者，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菜筐一类的容器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可以说甘肃官场无人不贪，无人不脏。
另一个位面里，此事是因为甘肃出现了起义，朝廷出兵镇压，才知晓了这几年甘肃根本没有灾情，勒尔谨、王亶望等人才落网。在本位面中，唐人自然掌握了详细的情况，并秘密向都察院提供了情报。
甚至，在朝廷派去甘肃追赃的团队里，还有大批的唐人特工和会计。由于唐人下手可比清官儿们更狠，另一位面清廷只找回来了二百余万两，这一次连追赃带吵架，直接搞出来了600万两。
所谓见面分一半，唐人在这笔钱中直接支走了三百万两。而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置喙，因为枪杆子在人家手里，甚至报给嘉庆的数目也只是三百多万两。
不过这也足够嘉庆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场贪腐严重，可是连续国泰案和甘肃冒赈案，都震惊了嘉庆。这个国家不知道有多少钱是流入了不该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把京城的满人全部和汉人大官们都吵了家，一些看起来清正廉洁的，家产都有数百万两。嘉庆没法掌握确切的数字，但是知道唐人光运输这些财物，就前后用了一个周时间。
嘉庆在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下，也终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员们的头上。都察院开始大范围调查官员的廉洁问题，甚至唐人还提供了不少资料。一旦查出问题，抄家追赃，一时之间，嘉庆把官场搞得天翻地覆，仅仅是抄家抄出来的，就多达700万两白银之巨。也算缓解了朝廷财政的燃眉之急。
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多是地方官，满汉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经被唐人洗劫过了，捞不出什么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后，大规模开始卖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钱的捐官们，无不是希望靠着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庆来了这么一出，甚至有些官员椅子还没坐热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仅什么没赚到，还被下了大狱，连家产都没了。
这自然导致之后人们的捐官热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过嘉庆抄家拿的钱更多。
另外对于清廷算是比较惊喜的是，虽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体系增大了几倍的官员队伍，但是总体支出却没什么变化。行政效率却增加了不少。
从小吏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群体，工作热情比较高。新体制下，能被操作了金钱变少了。这影响了官员们的收入，但又不能说是不合理。公务的支出由朝廷负担，而取消养廉银，这让朝廷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入记录。
虽然一开始有抗拒成分，但嘉庆和很多官员都认识到了这套制度的优越所在。而对于大唐来说，帮助清国变换制度，不是为了发善心。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够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后接收的时候，也少了更多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