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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体意识为内核，
忧患和乐观为翅膀，
人本、现实、艺术为精神，
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为制度，
都因为周是农业民族。
黑名单
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都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当然，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
事实上，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1]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庙里。[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跟亚述一样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却“人虽亡而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问题是，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这就叫“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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