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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其实士之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早就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13]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就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
由是之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地位更为卑贱的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郤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15]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指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会变成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则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
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来消除争端解决问题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先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然后再尝试开战呢？[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众所周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心甘情愿地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都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他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看来，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但，《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
实际上这个规则也得到了遵守和执行。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