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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人有追求的时候，他的毅力会比肉体的承受力强大很多。有一句话叫作敢于胜利，我小时候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觉得胜利这事谁不敢啊。后来我发现前面还有一句话，叫作勇于牺牲。只有那些勇于牺牲的人才敢于胜利，因为胜利的前面都是牺牲。什么样的人才会追求胜利呢？就是有顽强信念的人。
所以，我觉得王石非常了不起。他说他60岁的时候还要爬珠峰，结果他真的这时候去爬了，言出必行。另外，他说他爬上去要做环保，他也真的做到了。今天，他仍然在奋斗。人的毅力不是凭空来的，很多创业者有时候扛不住，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只要信念不动摇，毅力就会永远跟着你。
总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企业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算清无形的成本和收益，提升克服困难的毅力。
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
除了我前面讲的商业模式的极限、组织结构的极限和价值观的极限外，还有一个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就是创业者自身的极限，即个人的能力和经验的局限。作为创业者，我们的内心往往会有很多障碍，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纽约和一个人谈事情，谈到了我们公司的海外上市。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新浪模式做你的传统产业？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险些被自己的经验给蒙蔽了。我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探讨上市的时候总是在讲红筹架构、返程投资这样的模式，不知道还有别的模式。这个人点了我一下以后，我马上让人去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我们地产公司也可以采用新浪模式。什么叫新浪模式呢？就是收入出境，资产不出境，合并报表，现金还可以不出去，一样可以上市。纽约、新加坡都接受这种模式。
可见，有时候你的经验在阻碍企业的发展，但你自己并不知道。前面我讲到，我和王石曾经去监狱看牟其中，看完他以后我有种感觉：这个人的确没改变。他的语言系统和语境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分析问题的逻辑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逻辑。那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宏观叙事，讲事全讲大事，国家、社会、命运，等等。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其中解读了这样一种语境：在专制社会，人们都是大叙事，而民主社会是小叙事。什么意思？在专制制度下，你没有办法获得个人自由，也不能发展个人兴趣，只有先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才能说别的事。人们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这件事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啥也解决不了。
而民主社会是反过来的。民主制度下的政权基本上没有政变，英国、美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发生过政变。为什么？没必要，领导不好，过两年就滚蛋了。所以，在民主制度下，人们都是小叙事，每个人都讲小事，谈自己的个人兴趣，不研究大事。在我们看来，我们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庸俗，都不研究大事。
牟其中的语言系统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系统是什么样的？第一是泛政治，什么都和政治扯上关系。第二是迫害妄想狂，因为你每天想的都是政治斗争，所以你每天都觉得别人在迫害你，一点儿小事就跟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在今天的人看来-特别是90后，比如马诺这样的人-这人简直就是外星人。但牟其中仍然在讲这种事，他说他的案子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关，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然后再否定改革开放。
因为这种个人局限，他在看待商业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已经落在时代后面了。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一些行为很奇怪。比如那时候叶利钦来，他就自己闯去见叶利钦，结果被有关部门给拦住了。然后，他又往国外写信，谈的全是大事，说要发射卫星，还把这事跟国家、社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发射卫星这事很复杂，涉及各种各样的力量、势力，作为企业，你不按游戏规则办事，就会有问题。另外，这种政治的语言系统指导着他去处理人际关系，去看问题、办企业、做决策，实在是和今天的商业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王石出来以后，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语言系统和做事方法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我们或许应该尊重一个人的执着，但环境变了以后，这种执着未必能让你的企业获得成功。
作为企业领导人，我们要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在的环境，不让自己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我还是举王石的例子。王石第一次去硅谷是我带他去的，当时王功权在那边接待我们。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王石非常虚心地在学在看。我们还去了苹果公司，见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人。回来以后，王石说了一句话，说他一定要学互联网，要是不学，公司就会把他淘汰。大家知道，现在他天天在网上待着，跟网虫一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五十二三岁了，但他还是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后来他又说他写作能力差，于是拼命写，最后写成了《让灵魂跟上脚步》。
我跟大家讲话，假如我全用20世纪70年代那套语言讲，大家就会觉得很有隔阂。你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你的词汇系统有关。如果你能很快熟悉今天80后、90后用的词汇系统，那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超越你的实际年龄，大家就不会觉得你很落伍。我们看到牟其中以后，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来-恍如隔世，感觉他仍然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和牟其中是同事，我们俩面对面坐，每天聊天，他给我讲的故事全是“文革”的时候怎么整人的故事。他看问题的方法，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还陷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出来。这个极限阻碍了他，致使他的企业没有走出去。照理说他在做成了第一单飞机贸易以后，如果能把企业做得像个企业，而不是像个社团，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同样，1999年以后，当企业面临转型时，我发现我的语言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原来是在机关里做研究的，对传统的这套语言系统非常熟悉。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和王功权几个哥们儿用的都是这套语言系统，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有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上商学院，然后到国外去学习，把语言系统调整过来，不用政治语言来谈公司的事，而用商业语言来谈。这样，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和后来进入公司的人用的就是同一套语言系统，公司就越来越像公司了。如果你用政治的语言系统来谈你的生意问题，别人就会感觉你像个社团，不是谈买卖的。
所以，企业能否突破增长极限，和企业家自身的能力以及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能力容易提升，比如你不会用电脑可以学，不会用互联网也可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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