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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之外，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扶桑。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扶桑的经济有所好转，连续几年实现了正增长，基本上摆脱了萎缩的泥潭，但是在《减税法案》的冲击下，扶桑的发展势头顿时烟消云散。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在华夏崛起之前，扶桑一直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仅次于花旗，制造业规模还在日耳曼之上。此外，扶桑曾经数十年霸占着全球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还是全球最依赖贸易的国家。因为国土狭窄，资源贫瘠，所以在二战后，扶桑走的就是产业立国的道路，经济支柱就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加工贸易。虽然随着华夏崛起，扶桑不再是第二经济强国，在制造业领域也受到严重冲击，像在家电、电子、船舶、汽车等领域均受到了华夏企业的挑战，但是在根本上，扶桑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受到的威胁并不大，至少算不上致命。道理很简单，华夏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远没有达到可以对扶桑构成致命威胁的程度，最多只是抢占一些市场份额。
来自花旗的竞争，那就不一样了。
即便在最强盛的时候，扶桑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也不是花旗的对手，甚至连跟花旗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比如扶桑至今没有生产大型客机的能力，无法制造计算机芯片，没有像样的军火工业。
那么，在花旗开始加强本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的时候，扶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去年，在花旗经济实现百分之三的增长时，扶桑经济是负增长百分之一点五。
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执政三年的山口友雄在去年年底宣布辞职，并且解散了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按照最新民意调查，新右翼集团的几个政党很可能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而最有可能担任首相的是这些年一直鼓吹“扶桑自决”的大村文睦。要是让这个家伙住进了首相府，恐怕华夏与扶桑的关系又要出问题了。
此外，扶桑的政党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即以山口友雄为首的新左翼，以及由大村文睦为代表的新右翼。这两个派别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主张实现自决，只不过在采用的方式方法上完全相反。新左翼的政治主张改善跟周边国家，特别是华夏的关系，通过与华夏在经济层面上进行跟广泛深入的合作，实现经济强国，再以此为基础，逐步摆脱花旗的束缚。新右翼则主张一步到位，即充分利用华夏与花旗的矛盾，利用对扶桑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在政治上实现自决，为此就需要拥有获得相应资本，比如一支足够强大、不用借助外来援助就能确保本国安全的军事力量。说得简单一点，新左派主张先富国，而新右派主张先强军。
在两个派别的斗争当中，扶桑国内民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山口友雄宣布辞职之后，就有支持者在首相府外面自焚，也有支持者在皇宫外面向天皇请愿。在另外一面，新右翼集团的众多支持者却在弹冠相庆，甚至有人提出把山口友雄送上法庭，理由是在冲突中，山口友雄有叛国行为。
扶桑乱象，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出了问题。
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新左翼主张的经济战略根本行不通，也才给新右翼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扶桑经济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逐渐丧失竞争力。
显然，正是拜《减税法案》所赐。
相对而言，像澳国、枫叶国这类国土广袤、资源丰富、人口又不是很多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反而要小一些。说白了，就算没有利润丰厚的高端制造业，这些国家也能依靠自然资源过得舒服滋润。
有趣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一片哀号的情况下，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却在暴涨。
只是去年，原油的市场价格就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年均价格达到每桶八十五绿币。
经济学家给出的理由是，花旗经济强劲复苏，特别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对石油等能源的消耗大幅度提升，而且花旗的国内消费市场也出现暴增行情，只是民用消费就上涨了百分之十五。与此同时，华夏因为扩大战略储备规模，进口原油一直在增加，对国际原油价格产生了拉动效应。
这是事实，没人能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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