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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外交专机升空，王学炽才打开了赵耀国给他的文件袋。
里面装是一份资料，虽然只有几十页，但是内容极为惊人，连王学炽都被吓到了。如果不是外交专机已经升空，王学炽会立即下飞机，去元首府找赵耀国，因为他觉得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拿到联合国去说。
这就是，那几名幸存下来的渔民，全都是扶桑防卫省情报厅的情报人员，整个行动由情报厅策划与实施，给他们下达命令的是情报厅的大正光一。在袭击华夏海警巡逻舰之前，他们最后一次联系了情报厅，得到大正光一的直接指示。文件袋里的资料，就是这几名情报人员的口供。
也就是说，所谓的“渔业纠纷”就是扶桑防卫省情报厅蓄意策划与制造的，而大正光一是情报厅的负责人，也是扶桑当局的情报官员，由他下达的命令等于官方命令，因此由他策划的行动就是官方行动。扶桑当局才是这一系列阴谋的主谋，因此扶桑当局得为制造与挑起冲突负责。
震惊归震惊，王学炽没有丧失理智。
冷静下来之后，他就明白赵耀国为什么派他去联合国，为什么要他把这份资料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布于众。
很简单，这只是扶桑情报人员的口供，最多算得上是证词，而不是证物。
“情报人员”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扶桑当局肯定会矢口否认，并且以次指责华夏栽赃陷害。别的不说，如何证明幸存渔民是情报厅的情报人员？要知道，能够证明他们真实身份的资料全都在情报厅手上，因此只要情报厅销毁这些人的个人档案，就没有任何办法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到时候，最多只能说他们是扶桑人，无法跟扶桑当局扯上关系，也就无法把他们的行为当成扶桑的官方行为。如果是民间行为，此事必然会不了了之，根本不可能以此为由制裁扶桑。
当然，王学炽已经想到，那几个幸存渔民已经被接了回来，没在太公岛上。
只是，这并不重要。
就算他们活着，并且让他们出面做证，也没多大意义。
以当前的局势，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不可能在安理会上发起对扶桑的制裁，也不可能得到多少国家支持。
那么，就算有了足够的证据，那又如何？
再退一步，哪怕迫使花旗在安理会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让制裁决议生效，又能给华夏带来什么好处？要知道，在冲突爆发前，华夏是扶桑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扶桑是华夏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除了在政治与外交上龌龊不断之外，在经济、文化、金融、科技、教育等众多领域都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在制裁扶桑的同时，华夏也必然会遭受损失。即便不考虑必然会承受的经济损失，通过制裁把扶桑压下去，华夏的处境难道会变得更好？要知道，如果扶桑因此走上下坡路，特别是经济遭到了重创，民族主义必然会在扶桑国内迅猛抬头。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扶桑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迟早的事，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华夏。甚至可以说，只要扶桑的国内局势发生动荡，华夏就必然受到连累，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可以说，在当前局势下，制裁与不制裁扶桑都一样，华夏最多只是占领道义制高点。
没有好处的事，为什么要做？
在想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王学炽也明白了赵耀国的意思。去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扶桑实施制裁，不是真的为了制裁，而是借此办法将真相公布于众，从而在外交上向扶桑施加压力。只要扶桑当局依然想保持必要的国家信誉，在国际社会获得一席之地，就会对停火谈判给出正面答复。
显然，赵耀国的目的就是以此开启谈判的大门。
对赵耀国的安排，或者说高瞻远瞩，王学炽佩服得五体投地。要知道，只要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起对扶桑实施制裁，而且把这些虽然不算是证据，但是能够说明整个事件真相的东西拿出来，扶桑当局必然会自乱阵脚。在应付国际社会指责的时候，扶桑当局显然无法猜到赵耀国的真实目的。
那么，扶桑当局真的会知难而退吗？
王学炽不敢肯定，不过有很大的把握，关键还是得看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轮外交进攻的效果。
外交专机还在北太平洋上飞行的时候，赵耀国已经去了总参谋部。
这是冲突爆发后，赵耀国第一次去总参谋部。他原本不打算去总参谋部，毕竟他的出现肯定会对总参谋部的人员产生影响，只是接待他就会给很多人添麻烦，而他不是军人，对军事问题也是一窍不通，自然没有发言权。只不过，在李佑廷的劝说下，赵耀国还是去了总参谋部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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