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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生的评价调低了一档，要知道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BJ高等师范学校（今BJ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正在学生缩手缩脚的时候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传开了：
“你是要当一辈子懦夫；
还是要当英雄，哪怕只有几分钟；
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来自心底的革命呐喊，只为惊醒少数人！”余显正在琢磨着学生缩手缩脚，游行应该结束了。听到这句话，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忘了一股力量——玩家，没有玩家参与，已经被满清二百六十六年文字狱调教下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会起来整游行活动？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形容清朝文字狱在二百多年间基本上没间断：“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明史案中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南山集》案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心存不忍，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HLJ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RB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这个空前绝后的文字狱下整个满清二百七十六年没有一次学生运动，要知道哪怕是第二共和国时期都有“6T_T4事件”。民国时期纷纷扰扰的学生运动更是与不到10年前死寂的满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好吧，余显按下心不去想别的，被这句106年后法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反对现任德维尔潘政府推出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时的那句话给触及到了。可能是袁世凯初改编的这些旧巡防营训练不够，也可能是学生离军人们太近，余显更是注意到跑在最前面不怕死的人都是玩家，在他们的带动下，SD人特别的仗义精神被唤起。几百个懒散的武卫右军先遣队被三下五除二的被干掉了。余显也趁机踹了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