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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普通百姓通常都还住在一座座青瓦红砖的平房之中,二层小楼并不多见。但黑道大哥闯波儿的家是一栋小楼房,就在下桥不久之后左拐的一条岔道上。
“笃笃笃!”
我敲响了那两扇被漆成猪肝色,带有简单花纹的木门。
“哪个?”
屋内,一个苍老妇人的声音响起,平淡如水、波澜不惊。
“麻烦问一下,卫波哥在屋里没有啊?”
“吱呀”一声,木门打了开来,一位穿着朴素,不断用腰边围裙擦拭双手水渍的老妇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通过门缝望去,大大的堂屋内,一根细细的电线从屋顶正中央垂下来,尾端连接着一盏放射淡黄光晕的小灯;灯下是一个用来剁制碎辣椒的木制小盆,盆里斜斜插着一把铁铲;铁铲旁放着一个小板凳;板凳不远处有一台家用缝纫机,缝纫机旁边有一张老旧的木书桌,桌子正中间靠墙摆放着一台双喇叭的燕舞收录机,收录机顶端搭了半块红布,前面还零零散散、杂七杂八地摆放着几盘有包装盒或者没有包装盒的磁带。
整个堂屋,除了最左边空旷处停放着一辆前后轮胎上都是泥巴,却依然足以让我艳羡不已的重庆嘉陵“黑70”摩托之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与洋气体面的两层小楼外表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也恰恰就是闯波儿这样的流子们的普遍心态:要面子,钱要用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
对着那辆自己垂涎已久,却有可能再也得不到的梦想之车,我实在忍不住又多瞟了几眼。我一直伸在后腰的手轻轻地握住了钎子的柄,冰冷坚硬的感觉传来。望着老妇人,我非常客气地再次开了口:“姨妈(九镇风俗:礼貌地称呼比自己父母大的妇人为姨妈),你好,我是卫波的朋友,他在屋里吗?”
“没有。”
老妇人的口气僵硬麻木,她仰头打量着我,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疑惑与厌烦。
一位陌生老太太居然用这种眼神看我,这让我在颇为奇怪之余,也有几分恼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得继续说道:“那打扰你哒,你晓不晓得他去哪里哒?”
“不晓得死到哪里去哒,你莫要问我。”老人的口气还是那么僵硬、无礼。
一股愤怒从我的心底涌了出来:难怪生的儿子这么坏,要打流,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不晓得好歹的货色。我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情绪,毫不客气地拉下脸,转身就离开。
一句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话却从身后传了过来:“后生(方言,年轻的小伙子),我看你这个样子,标标致致,高高大大,不像是个打流的伢儿。你莫不学好,莫要天天和我屋里那个东西搞到一起玩,这不是个学好的东西,你跟着他一起搞,没得好下场。”
话语如同巨斧劈在了我的心间,喉咙一阵哽咽,心头翻起了漫天狂潮。百感交集之下,我扭头望了回去:老妇人还是那样双手扶门,屋内昏暗却温暖的灯光从她的后方射出,形成了一片淡淡的光晕。她站在那里,脸上依旧是一片冷漠,只是沧桑衰老的目光中仿佛多了几丝希冀。
对视了片刻,我感到自己僵硬的面部慢慢展开,非常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容,笑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心虚。看着我的笑容,老妇人双眼完全黯淡了下去,低下头,一言不发。
“啪啦”一声响起,大门在我的面前紧闭了起来。
如果时光倒转,我只想对着那扇门,痛哭流涕地求那位老妇人再次将门打开,告诉她,我会学好,会做个好人。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只是,当时的我太混账、太骄傲,混账到看不清什么才是归途,骄傲到不去看哪条才是正路。我只是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能失掉一样可以证明自己活过的东西——尊严。所以,我终归还是离去,带着那柄钎子,继续走向了黑暗的前途。
闯波儿的戏院他做主
走出了闯波儿家的大门,我很有些灰心,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闯波儿。
不过,那是80年代,时代特有的印记改变了我的人生。80年代的夜晚,没有KTV,没有通宵影院,没有洗浴中心,没有茶楼、夜总会,也没有迪厅、嗨包。那个时候,人们能去的地方并不多。
所以,当我走出小巷,来到彤阳街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地方。我立刻转身走向了那里。
我知道闯波儿一定在。因为,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一个很早之前我听一林的朋友说过的传说,一个关于彤阳大哥闯波儿独特而出名的爱好的传说。
虽然那个时候是80年代,没有娱乐场所,但是迪斯科、流行乐也开始从港台地区南风北渐,慢慢地传到了九镇。一般的年轻人,尤其是爱出风头的年轻流子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跳舞、打台球、看录像、搞野餐、伴着收录机一起嚎歌之类的事情。
只有闯波儿是个例外。
在九镇所属的地区,有着一种传承千古、非常富有特色的地方戏剧,叫做丝弦。
卫会计生前不爱喝酒、不爱抽烟、不爱看书,只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听丝弦。卫波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去听。在卫会计死之后的一些年,没有人带他了,他也不再去。但是,当他当街手刃仇人张“司令”,一举成名之后,他却又再次回归了父亲当年的爱好。甚至比起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