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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员达成共识,做出决策,让越王杨侗向秦王杨浩“求助”,则杨浩必能调一部分河内军队进入京畿东部防区,如此一来还用得着向元文都“低声下气”,向鲜卑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
樊子盖的不满,也是越王杨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赜为什么会把缓解东都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现在东都缺的不是钱,而是军队,是绝对忠诚于圣主并愿意为越王杨侗冲锋陷阵的军队,但以元文都之力,显然无法为越王杨侗从卫府中拉来一支俯听命的军队。
虽然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始终是越王杨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杨侗的“左膀右臂”,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内史令元寿病逝,于仲文和刘士龙又在政治风暴中死去,紧跟着一大批虏姓将领又被逐出军队后,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政两界的实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实际上实力的恢复不过是时间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经此打击后,他们对汉姓贵族集团,对圣主和改革派充满了仇恨,双方之间的信任几乎崩溃,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恢复的。
面对樊子盖的疑问和杨侗的疑惑,崔赜不得不做出解释。
目前危局下,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秦王杨浩虽然可以独当一面,但实力十分有限,对拯救东都危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相比起来,虏姓老贵族集团的实力就非常庞大了,元氏和鲜卑八姓勋贵底蕴深厚,在河洛地区苦心经营了两百余年,历史上他们曾遭受了无数次打击,甚至都有亡国的打击,但最终他们都挺过来了,至今还活得很滋润,所以去年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毛毛雨而已,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只是造成的政治后果很严重,直接损害了鲜卑老贵族与汉姓贵族之间的信任,一旦形势对汉姓贵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勋贵必然“推波助澜”,必然蓄意恶化东都危机,比如帮助激进保守力量动兵变以摧毁东都政局,比如帮助日益猖獗的叛贼中断大运河以摧毁二次东征,以此来报复汉姓贵族,报复圣主和改革派对他们的打击。
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这也是东都危机难以拯救的原因所在,为此必须“对症下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前只能向元氏和八姓勋贵最大程度的让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合作,而我们只要能重建与虏姓老贵族集团之间的信任,便拥有了拯救东都危机的可能,否则我们必将在未来局势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听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虑也更浓烈了,他感觉崔赜主动让度政治利益,主动缓和与鲜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动重建与元氏和八姓勋贵之间的信任,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东都危机,为了挽救越王杨侗的前途,其中可能还隐藏着更深的意图。
杨侗也听懂了,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一直以来他的背后都是元氏和八姓勋贵,关系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间,圣主把博陵崔氏强行“推进”了越王府,并命令杨侗必须对崔氏言听计从,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把元氏和八姓勋贵辛辛苦苦培养的“果实”直接抢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劳而获”,还“鸠占鹊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风暴过于强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勋贵“鲜血淋漓”,鲜卑人岂能忍下这口气？岂能让圣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实际上是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缩着脑袋都没能躲掉“池鱼之灾”,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圣主扔进了火“坑”里,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勋贵也不是一介蛮夫,鹬蚌相争的事坚决不于,坚决不上圣主的当,一不做二不休,于脆“远离”越王府,惹不起还躲不起？老子不掺合了,你一个人去玩吧,于是崔氏“有惊无险”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烦就来了,而且还是天大的麻烦,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时崔氏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赜匆匆离开王府,但他没有直接去拜访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
崔处直一听就明白了崔赜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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