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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的权力争夺,与崔德本没有关系,但与崔氏有直接关系。
今日崔氏家主崔弘升是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大将军,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距离中枢比较近,但距离中枢核心层还有一段距离。
崔氏是山东第一世家,中土超级大豪门,在中土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势力非常庞大。如此家族,在中土分裂群雄争霸时代,王霸们自然趋之若鹜,以为助力,但中土一统了,此等势力便威胁到了皇权的发展,成为王朝稳定的隐患,是遏制和打击的对象。所以从现实状况考虑,崔弘升距离中枢核心层不仅仅是有一段距离,而是一段根本就走不到头的距离。
先帝的温和改革也罢,今上的激进改革也罢,实质上目标都是遏制和打击世家豪门,削减和剥夺世家豪门的特权,在最大程度集权于中央的同时,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让世家豪门成为永久的历史。
中央集权制始自秦始皇,到汉武帝逐步走上正轨,到汉光武皇帝基本成型,但受限于文化传播手段的极度缺乏和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导致有能力和有机会接受教育者寥寥无几,而人才的过度匮乏直接限制了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这一制度迅速被门阀士族政治所取代,而掌控了中土文化和财富的贵族们,并没有因此把中土推向繁荣发展,反而给中土带来了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
先帝统一中土后义无反顾的推行中央集权制,而若要实现这一制度,首先就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而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首先就要遏制和打击掌控了中土权力和财富的世家豪门。这实际上就是虎口夺食,难度非常大,但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中土的寒门阶层绝对支持这一改革。寒门不是平民,而是贵族,只是等级很低,拥有很少的权力和财富,对霸占着中土绝大部分权力和财富的世家豪门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所以自古至今,大凡改革者,无惧生死向既得利益集团“大开杀戒”者,基本上都是寒门出生的大智慧者。
今日中土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随着统治者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文化传播手段已是越来越丰富,而在中土由分裂走向统一过程中,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也蓬勃发展,今日中土“寒门”的绝对数量已非常庞大。有了知识的寒门子弟,对现行国策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充满了强烈的改革意识,而这一阶层,正是先帝和今上,还有追随他们的改革派们,义无反顾地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所在,他们不怕没有人支持。而世家豪门迫于现实,迫于整个寒门阶层对改革的迫切需求,也不得不进行妥协,不得不向寒门阶层让度一部分既得利益,不得不调整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保全和维持门阀士族政治。
自先帝建国开始,崔弘度、崔弘升兄弟便为先帝所倚重,辅佐先帝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有助于中土统一和发展的国策。先帝是温和改革派,他若想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首先就需要赢得豪门世家的支持,所以先帝同样需要崔氏兄弟在政治改革上为他冲锋陷阵,以便起到一个表率和带头的作用。
然而,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必须要豪门世家让度既得利益,承担改革成本的时候,矛盾就激烈了,冲突就爆发了。先帝和改革派们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以崔氏为首的豪门世家的同时,自身也遭到了重创,震惊中土的太子杨勇废黜一案便是双方激烈冲突的结果。
先帝惨胜,与他执政理念一致的今上最终赢得了皇统,先帝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改革大业也因此得以继续。只是,九泉之下的先帝大概没有想到,以今上为核心的新的改革派们加快了改革步伐,以“激进”代替了“温和”,而由此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远远超过了先帝执政后期,新生的庞大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皇帝实际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政治集团。豪门世家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同样是政治集团。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延续国祚,长治久安,肯定要集权,唯有集权才有稳定。而豪门世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肯定要分享皇帝的权柄。“王与马,共天下”,便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之态,但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分裂和战乱的祸根。这有历史为证,无须赘述,皇帝也罢,豪门世家也罢,心知肚明,所以一个强烈要集权,另一个却坚决反对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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