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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京都虽不及北疆酷寒之地, 但空气也渐渐开始变得冰凉起来, 郊外属于王公贵族的农庄连城片，到处都是金黄的颜色, 离收获的时辰还差了几个月，田野间清清静静，只有绵延不绝的蛙鸣鸟叫声与巡视的农夫们作伴。
托老天的服，大齐这一年人祸虽不断，到底没遇上什么天灾, 该刮风刮风该降雨降雨，不旱不涝, 就连种了半辈子地的老人们都连连感叹老天爷的慷慨，盼望着迎来盛秋季节的丰收。
不仅一年劳作到头的百姓们盼着今年家里面能多些余粮，户部头头脑脑们的眼睛也盯着农户们的庄稼地不眨眼, 盘算着今年若是个好收成, 是不是窜戳圣上找些名头加收一些赋税上来，也好为空了大半的国库占点地方。
自雍和帝登基以来, 大齐连年征战, 南北蛮夷叛乱时有发生，军费眼看着一年比一年高，百姓的赋税徭役却没怎么涨, 国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往往一年的税赋刚刚入库，三省六部各处武将的脚就已经把户部的门槛踢断，粮草银子在国库往往过不了半月, 就会被分发殆尽。
虽然靠着祖辈留下来的基业暂时倒也撑得过去，但即使是雍和帝也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现在国库的存粮不及登基时的三分之一，皇帝的私库更是早就能跑老鼠了。
如果再找不到办法为朝廷增加收入，不出半年，恐怕就不得不动用应急用的平仓粮，来给大臣和军队发饷银了。
虽说如此，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大齐百姓的生活过得并不好，大部分人即使是丰收年份也不能保证一年到头都吃饱肚子，更别说朝廷每出兵一次都要增发额外的徭役税赋，底层百姓早已是疲惫不堪，雍和帝对此心知肚明，朝中上下也没有谁糊涂到要冒着激起民变的风险窜戳雍和帝继续增加赋税。
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人们的生活却依旧没什么改变，趁着叛乱走私违禁物品大发国难财的不在少数，就算老实守法，商人们所需要缴纳的赋税与农民工匠无二，所拥有的钱财基数却大大不同，徭役也往往都是雇了穷苦人家的孩子充数，反正官府只需要能征发到足够的人数，至于货对不对板，没人愿意细细追究。
如此大环境下，像李文柏这般找地方官员抱大腿的商贾虽多，但愿意响应朝廷号召，为雍和帝排忧解难者却屈指可数，朝廷鼓动商户们为征讨大军捐款捐粮也是响应者寥寥。
再者，商人游走在大齐各地，常年居无定所又不受户籍所在地影响，不仅极其难以管理，还成了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极大隐患。
商人逐利，朝廷财政一年比一年困难，陷入“仇富”情绪的朝廷大员们自然就看上了商贾这群待宰的肥羊。
抑商，一是为了增加作为国之基石的农民的数量，也是为了从商人们鼓胀的腰包中为朝廷多掏出些银两。
听起来一举两得且百利而无一害，这也是雍和帝明知道民间反弹的声音很大，却从始至终也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的原因。
不支持也不反对，由着王敦茹们折腾，若平安无事当然甚好，若民间反弹过大以至于激起民变，雍和帝恐怕会眉头都不眨一下地把王敦茹推出去，同时以造反的名义对商贾们继续打压，对于当今皇帝而言，怎么看都是种只赚不赔的买卖。
王敦茹一心为国，但一点也不蠢，当然知道此时必须稳定为上，绝不能让商贾们拧成一股绳，必须加以分化和吸收。
所有，不得不说李文柏出现得正是时候，如果这个小商人家出身，在经商上又极有天赋，几乎成了广陵一霸的小家伙弃商从文，并且好巧不巧高中进士从此一步登天，那将会是朝廷竖立的绝佳典型，且如果在朝中有了商人出身的官员，商贾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便会减少一些，推行新法的阻碍也将会减轻不少。
这个时候诋毁李文柏的名誉，将其打入尘土之中并不符合王敦茹一党的利益，他们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商”字招牌，李文柏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监生，从未明确表现出任何的不服管教，和武将走得太近也不过是先来后到的问题。
“所以，王相国根本无需忙着’先下手为强’，毁了师弟我。”深夜，李文柏换了件就寝比较舒服的丝绸软袍，一边看书一边为端坐在茶几前的顾文解释说明。
“不是王相国，更不可能是贺老将军和老师。”李文柏说，“朝中说得上话的也就那么几人，师兄就莫要考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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