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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在明末的士大夫中，刘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几个，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经身处末年的人。但是他从儒家传统学说之中却找不到治疗大明王朝痼疾的灵丹妙药，最后只能提出一个慎独，一个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张。
所谓慎独，其实就是指望士大夫们通过道德反省，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君子。刘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们通过这种道德自律，来消除大明官场上那些昏聩、无能、贪腐的官员习气。
刘宗周这种指望狼自己变成吃草的羊的幻想，在礼崩乐坏的大明末年其实是行不通的。但是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被魏忠贤等人迫害致死后，不管是资历、学术声望还是个人的人品，东林党中已经没人能越过刘宗周了。
而且东林党本身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士大夫联盟，它并不是近代那种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去世后，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已经开始了分化。
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东林领袖，在组建东林党之前，首先是一方的学术大师。所谓的东林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学派。
顾、高在世的时候，凭借他们的学术功底和名望，加上大部分党人都是他们在东林书院内的学生、师友，其他东林党人自然是不敢有什么想法的。但是这两人去世之后，东林党这块招牌就成了无主之物了，东林党内凡是稍稍有些名望的，无不想把这块招牌揽在自己怀里。
魏忠贤虽然干掉了朝中大部分东林党人，但是大明的朝政并没有因此出现什么好转。万历四十六年增加的辽饷，每亩加派九厘银，直到天启7年也没有停止。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百姓自然怨声载道。而东林党人虽然被赶出了朝堂，但他们本身就是各地的地主缙绅，掌握着地方上的舆论。
在东林党人的四下宣传之下，大明国事的败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朝中阉党横行，迫害了正直的东林党人的缘故，他们全然不顾，这增加辽饷之事，完全是东林党人执政时加派的事实。
因此魏忠贤虽然在朝廷上凭借着皇权，取得了政治斗争上的胜利，朝中稍有名望的东林党人十不存一。但是在民间舆论中，阉党却输的连底裤都掉了，魏忠贤和阉党成了祸害大明的奸贼了。
当天启故去，崇祯上台之后。只要是明眼人都看的出，阉党失势乃是必然，而东林党人返回朝堂，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大势。这时候心思活络的党人，就开始惦记上了东林党领袖的这块招牌了。
此时成为东林领袖，也就意味着可以借助之前民间舆论中，东林党竖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在民间舆论的支持下，走上一步登天的政治捷径。
陆澄源、王守履等坚守在朝中的东林党人，对此自然是忧心忡忡。但是他们毕竟在士林中的声望太小，在东林党内的资历也不足，完全不足以对抗那些重新起复后，有着政治野心的东林党大臣。
因此催促蕺山先生尽快入京，借助他的声望和人品压制那些心怀异心的党人，正是制止东林党内部分裂的最好办法。
刘宗周只是微微颔首，并没有接过陆澄源的话头，反而温和的说道：“新皇刚刚登基，正是大有为之际。本党同仁正该辅助君王，清理朝政，为我大明百姓做点实事，不可一味纠缠于旧事。端本当助我一臂之力，说服京中党人，放下门户成见，不可再兴党争。”
陆澄源只是微微一愣，就面带苦笑着说道：“蕺山先生果然仁厚，然而到了今时今日，本党和阉党之间仇怨已深。吾党前辈，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诸公那个不是惨死在阉党手中。
若是不能扫除群奸，为诸公报仇伸冤，吾等党人日后有何面目见诸公于九泉之下？更何况古语有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阉党今日不过是去了一、二领袖，若是我等就此轻轻放过，恐怕来日朝中，吾党说不得又要重演诸公故事了。到时我等今日所为，岂不成了东郭故事？
蕺山先生道德文章海内闻名，本党同志及天下士林素来仰慕，今日吾党人心各异，正需先生振臂高呼，端正人心，共击阉党，澄清朝堂才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