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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臣子们在小范围内讨论了役法改革、税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纲之后，朱棣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轻松许多，但事实上却不然。
在朱棣的设想中，那些改革的细则由六部相关官员以及文渊阁学士详细讨论，得出结论后，再将结果报上来。如果细则大致没什么问题朱棣就下旨实施，若是觉得不妥就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让官员们重新讨论。
大约是登基之后表现得太过温和了吧，官员们对朱棣批示的意见并不完全唯命是从，不少经过第二轮讨论的细则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遇上第二种情况，朱棣只得将相关官员召进宫一起讨论。
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朱棣往往需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官员们理解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得口干舌燥时，朱棣总有一股喝令侍卫将某个或某些敢于反驳他的官员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冲动——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将反对者直接从**上消失掉。不过，朱棣终究没有这样做。
朱棣如此克制倒不是为了培养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觉得民主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个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睐那绝对不合时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后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这个年代确实行不通——陪审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拥有燕王的记忆，但集思广益毕竟能够少犯错误，因此朱棣只得尽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免得让朝堂上彻底成为一言堂，最终导致自己犯下严重的错误。
另外，朱棣能够成功克制自己的脾气，杨荣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劳。正如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议而不决之时，朱棣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于是大臣们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这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使得“龙颜大悦”。
朱棣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官员根本不讲逻辑，开口闭口只是祖宗成法。杨荣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古人说过的话实在太多，想要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实在再容易不过了——虽然从“古人云”中找出反驳的证据也很容易，可问题是每当杨荣举出相应的例子后，朱棣很快就会拍板。冥顽不化的官员们以“祖宗成法”为盾，而杨荣则以“古人云”为矛，到底是矛利还是盾固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分辨出的。这时朱棣再打出“皇权”这张王牌，趁势取胜倒也不难。
多次与思想僵化的朝臣辩论之后，朱棣倒是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会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确实很顽固很强大，新思想要取胜只能取巧——若欧洲人不打文艺复兴的幌子，而是直接说思想创新，教会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这段时间里总的来说，朱棣是很郁闷的。因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们的观念普遍都很陈旧；而且，他还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朱棣终于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前期还算勤政的皇帝，但后来却变成了怠政的昏君。说实话，做个昏君比做个明君痛快多了。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次看到臣子们讨论的改革细则与自己所想不符时，朱棣总是会很不高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确定累进制税率细则时，臣子们的讨论结果是建议以十亩为基准实施累进制税率——这便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了，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喜欢揣摩圣意的臣子。朱棣说一声搞累进制税率，下面的人就以为朱棣热衷于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建议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
看到这份与自己原意不符地奏折时。朱棣倒是颇为高兴。他高兴地原因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拍马屁。而是因为这份奏折让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地事。将累进制税率实施地基准设定为一百亩。朱棣是有过充分考虑地。只不过。当时与大臣们讨论时没人质疑将基准定为一百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地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地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地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地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地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地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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