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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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刚出口，我立刻转身正视着坐在德拉蒙德身后的公司专职法律顾问杰克-昂德霍尔。他闭起双眼，头向下垂，接着又俯首伏在胳膊肘上，呆呆地瞪着地板。坐在他旁边的柯密特-阿尔迪，紧张得直喘粗气。
德拉蒙德毫无反应。
“你说什么？”洛夫金问，他的嗓门一下子高了8度。在众人默默的注视下，我取出了库柏-杰克逊给我的那本理赔部工作手册，放在桌子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它。我瞧瞧基普勒，他对这一场面显然饶有兴味。
“U节，洛夫金先生。请你翻到这一节。我很乐意和你讨论讨论这一节。”
他无可奈何地拿起手册，又翻了一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能发生一个奇迹，那个U节在他的手册上完完整整、漂漂亮亮地露面，我想，叫他卖儿卖女，他也会心甘情愿。
但奇迹没有发生。
“我这里没有U节。”他垂头丧气、几乎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我大声说。“你的话我没有听见。”
“嗯，呃，这本手册里没有U节。”他是绝对地吓坏了，这不是因为这一节已经失踪，而是因为他已经被我逮住。他神色慌乱，一会儿瞧瞧德拉蒙德，一会儿又望望昂德霍尔，好像是在请他们帮帮忙，譬如说喊一声“时间到”！
列奥-F．德拉蒙德根本不知道他的委托人跟他要了什么鬼花样。他们篡改了工作手册，却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的律师。他在和摩尔豪斯咬着耳朵：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拿着有U节的这本工作手册，装模作样地走到证人面前。这本手册和他手上的那一本外表一模一样。封面上印着这一修订版的日期：1991年1月1日。两本手册的唯一区别是，一本最后有一个U节，另一本则没有。
“你认识这东西吗，洛夫金先生？”我边问边把杰克逊这一本递给他，同时取回了我的那一本。
“认识。”
“那么，它是什么？”
“是一本理赔手册。”
“这一本里面有U节吗？”
他翻了翻，点了点头。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呀，洛夫金先生？法庭书记官可是没法子记录下你头的动作的呀。”
“这一本里面有一个U节。”
“谢谢你。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是你本人亲自把这个U节从给我的那本手册中去掉的，还是你指示别人把它去掉的？”
他把手册轻轻地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从容不迫地把双臂交叉叠在胸前。他低头望着我和他之间的地板，不声不响地等待着。我想他准是在忙里偷闲，打起瞌睡来啦。几秒钟已经过去，人人都在等他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从法官席上朝他吼道。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可是这件事的确是干了，是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这么说，你承认大利公司扣下了文件。”
“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我相信这是一次疏忽。”
“疏忽？请放严肃点，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某一个人故意从给我的手册上把U节去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我，呃，唔，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你知道。”
我又走回原告律师席。其实，这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想把他晾一会，好让陪审员们对他的厌恶增强到极点。他目光呆滞地瞧着地面，在受到突袭并被击败以后，他恨不能有个地洞让他一头钻进去。
我信心十足地走到被告律师席，把一份U节的复印件交给德拉蒙德。我露出牙齿朝他恶意地笑了笑，又对摩尔豪斯如法炮制，然后再把U节的复印件呈到基普勒面前。我不急不忙，这样陪审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怀着期待的心情等下去。
“好吧，洛夫金先生，我们来谈这神秘的U节。我们来向陪审团做点解释。请你看着这一节好吗？”
他拿起手册，翻到U节。
“它于1991年1月1日开始生效，对吗？”
“对。”
“是你起草的吗？”
“不是。”当然不是。
“好。那么是谁起草的？”
又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停顿。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谎言。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可你刚才不是还作证说，这完全属于你在大利公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他又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但愿我快快滚开。
“好吧，”我说。“我们跳过一二两段，从第三段读起。”
第三段指示理赔员，在收到每一个索赔申请的3天之内立即加以拒绝。每一索赔申请部予以拒绝，决无例外。第四段准许对某些申请在拒绝后继续进行研究，并且对申请索赔金额十分有限、理由十分充分、因而可以给赔的必要文书作了规定。第五段指示理赔员将给赔数额可能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索赔申请转送保险部，同时附上一封给投保者的拒赔信，这当然是为了让保险部进一步研究。
如此等等。我让洛夫金照本宣读，接着就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向他追逼。我反复使用了“诡计”这个词，在德拉蒙德提出反对并遭到基普勒驳回以后，我用的次数更多。第十一段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密码式的记号，供理赔员在文件中用以表示投保人的强烈反应。这显然是为了耍滑头。如果投保人威胁要找律师告状，他的索赔申请卷宗立即交给一位上司审阅研究。如果投保者是个逆来顺受的人，那么拒赔的决定再也不变。
第十八段B款要求理赔员按索赔数额开一张支票连同卷宗一起交给保险部，同时指示保险部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将支票寄出。但这进一步的通知，当然永远也不会有。“那么这张支票怎么处理呢？”我问洛夫金。他不知道。
大利公司诡计的另一半，体现在保险部工作手册中的U节，所以明天我将向另一位副总裁追究这件事。
这其实并无必要。即使我现在就此结束，陪审团也会同意我的任何要求，而他们还没有见着唐尼-雷呢。
4点30分，法官命令暂时休庭，大家休息一阵。我已经让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待了两个半小时，应该尽快结束对他的盘问。我在去洗手间的途中，在走廊上见到德拉蒙德，他正怒气冲冲地指着一个房间，叫洛夫金和昂德霍尔进去。我倒真想听听他们的争吵。
20分钟以后，洛夫金又回到了证人席。有关工作手册的问题，我目前已经问完。陪审团如果有意，他们自己可以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还有几个小问题，”我精神抖擞，微笑着说。“在1991年，大利公司卖出并生效的医疗保险保单有多少份？”
那个混蛋又一次用绝望的目光向律师求助。而这个数据早在3周前就应该交给我了。
“我不清楚。”他说。
“在1991年，提出索赔的投保人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你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能不清楚？”
“大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嘛。”
“在1991年，拒赔的数字是多少？”
“我不知道。”
这时，而且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时，基普勒法官开口道：“证人今天可以下去了。我们休庭几分钟，各位陪审员可以回家啦。”
他向陪审员们说了再见，再次表示感谢，并且叮嘱了几句。陪审员们走过我的桌前时，有几位朝我微笑点头。在最后一位陪审员跨出那双扇大门后，基普勒开口道：“列入记录。德拉蒙德先生，你和你的委托人都在蔑视法庭。早在几周前，我已坚持要你们把那些数字交给原告。可你们到现在依然没有执行。这些数字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意义至关重大，你们却拒不提供。你和你的委托人是不是要等到把你们统统关起来才肯交出这些数字呀？”
列奥站了起来。他显得十分疲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法官大人，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数字。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可怜的列奥，他还在为U节的事迷惑不解，他此刻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他的委托人刚刚向世人证明，他们确实会对他隐瞒文件。
“基利先生还在吗？”法官问。
“在证人室。”德拉蒙德答。
“去把他叫来。”不到一会儿，法警便把这位总裁带进法庭。
多特已经受够啦。她要去小便，同时抽根烟。
基普勒指了指证人席，并亲自让基利宣誓，接着就开口发问，他的公司有什么充分理由拒不提供我所要求的信息。
基利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企图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办事处和分公司。
“蔑视法庭这一概念你懂还是不懂？”基普勒问。
“也许，呃，不太懂。”
“这非常简单。你的公司在蔑视法庭，基利先生。我可以罚你公司的款，也可以把你这位总裁关进监狱。你愿意罚款还是坐牢？”
我敢肯定他的一些伙计曾经在乡下的联邦监狱里混过一段时间，但是基普勒所说的是市区监狱，里面关了不少混迹街头的地痞流氓。基利对此当然是清清楚楚。“我当然不想进监狱，大人。”
“我也知道你不想。因此我命令对大利公司罚款1万美元，必须于明天下午5点前交给原告。给你的总部打个电话，叫他们把支票用特快寄来，怎么样？”
基利只好点头。
“听着，假如明天上午9点以前，不用传真机把那些数字传过来，你将被关进孟菲斯市立监狱，在那里蹲到这项命令被执行时为止。而且，你在监狱期间，你的公司必须每天交5000美元罚款。”
基普勒又转身指着德拉蒙德说：“这些文件的问题，我反复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你们的这种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他愤愤地敲了敲木槌，转身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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