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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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确确实实在我住的套间里。我开门的时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捧着我的一本杂志。一看见我,她吓得灵魂出窍,手一松杂志落到地板上。她飞快张开大嘴。“你是谁?”她几乎是在尖声高叫。
看模样她不像个罪犯。“我住在这儿。我倒要问问你是谁?”
“哦,上帝。”她夸张地喘着气,双手捂在胸口。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又问了一声。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是德尔伯特的太太。”
“什么德尔伯特?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我叫鲁迪。我住在这里。这是私人房问。”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转了转,好像是说:“对,挺不错的私人房问。”
“钥匙是包娣给我的。她说我可以瞧一瞧。”
“这不可能!”
“就是她给的!”她从紧身短裤里掏出一把钥匙,朝我挥了挥。我闭紧双眼,心里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从佛罗里达来的。来看看包娣,在这里呆几天。”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德尔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儿子,就是那个她3年没有见过面、从来不来电话、从来不给她写信的儿子。我记不清面前站着的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说的那位妓女,但看样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像所有热衷于日光浴的佛罗里达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很粗糙。在狭长的红铜色的脸部中央,橘红色的嘴唇在闪闪发光。枯槁的手臂。布满皱纹但晒成紫铜色的细细长长的大腿上,绷着一条紧身短裤。脚上套着一双难看的黄拖鞋。
“你无权到这儿来。”我说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别火。”她走过我身边时,一股散发着椰子油味道的廉价香水的香味,满满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见你,”她把话丢下,便走出了我的房问。我听着她下楼时拖鞋发出的啪嗒声。
包娣小姐双臂交叉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瞪着眼睛瞧着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剧。蔽拉在翻着冰箱。厨房桌边坐着另一个棕色动物。那家伙身材魁梧,烫成波浪的头发,染得污七八糟。留着灰白的艾尔威斯小羊排式的连鬓胡。带一副金丝眼镜。两只手腕上套着金手镯。是个标准的男妓。
“你就是那个律师啰,”我走进房间把门带上后,他说。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书,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鲁迪-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头说。
“我是德尔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儿子。”他有五十六七岁,却拼命想打扮成40岁。
“见到你很高兴。”
“是哟,实在是高兴。”他手朝一张椅子一挥。“坐。”
“干吗?”我问。他们在这儿已经几个小时了,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都充满了火药味。我可以看见包娣小姐的后脑,我不知道她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听电视传出的声音。电视机声音开得很低。
“不过是表示点儿友好而已,”德尔伯特说,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翻到,于是决定参加我们的谈话。“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对德尔伯特哭诉道。“还叫我从他房里滚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这样吗?”德尔伯特问。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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