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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老大继续在讲:第二回啊,我们姑家老表捎信儿叫我们去他们黄楝树岗打,说他们那儿兔子厚得很。我们来到黄楝树岗村外的时候,看见一座桥,桥上有一只兔子,他们举枪要打,我说:打不得,你们看,他是文王的儿子,两个爪爪举着,头一点一点的,在朝太阳,朝完了要回西岐去呢。
数米和金奴不信那只兔子是文王的儿子变的,偏要打,一打,惹事了。硝烟散去,我们瞪六百只眼睛也找不到兔子了,只看见两只雌鸡在桥面上扑跳,很快就静止了。我瞅瞅那桥面,纯是用古碑铺的,其中有一块刻着头大的字——文王庙。我说:咋样?惹着鬼了吧。文王的儿子文王吃,你们也想吃,那就吃亏吧!
正说着,从村里跑出来许多妇女,其中有个较鲜亮的不说先哭,我们猜,鸡肯定是她家的。她说她的鸡是宝鸡,如何地宝呢?我们就看她连哭鼻子带抹眼泪,抱着死鸡像是抱着夭折的孩子,哭诉了一番。她说鸡是她和她丈夫爱情的结晶——她丈夫在陕西宝鸡当军官,给她写信说的明白:星期天专程上岐山,辛辛苦苦掏到了两个野鸡蛋,千万里邮回来,让她无论如何要把它俩孵成小鸡;为了让丈夫探亲时表扬她,她真舍身下本,把俩蛋暖在衣服里孵出了小鸡,这形势上不就是她的孩子吗,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却命丧三个恶人枪下,叫她可怎么活?
那女人说着说着就哭昏在地,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赤脚医生那儿才抢救过来,后经老表好说歹说,我们三个赔了她六只鸡才算说和。
第三回是晚上,我们打累了,坐在鬼光谷谷底吸烟歇歇,突然看见坟堆里冒出来一个鬼火,并且一明一灭地向我们逼近。数米说是兔子眼睛发出的光。我晕晕乎乎中了邪,向来迟疑,这回却出奇地果断,站起来“嘣”就给了它一枪,手被震得失去了知觉,俩胳膊做了个“广播操”。再看我的爱枪,成了两半截:枪管是枪管,在左边地上;枪托是枪托,在右边地上。撞针、弹簧等小部件都不见影儿了。右袖子烧了个大洞,肉崩烂了一大块。得亏我没上眼,只是伸胳膊随便擩了一枪。要是上了眼(即枪托紧贴腮帮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准),枪零件都能被炸飞,脑瓜子岂不要被炸开花。我们跑到坟堆里一瞅,见一个黑衣鬼爬在墓碑下挣扎,嘴里呜哩哇啦地骂娘,吓得我也顾不得疼了,跟着他俩就跑了。
书中带言,世界上有没有鬼?应该说是肯定的。老年人一般是不说假话的,但偏偏有一样,就是在关于鬼神之事上,有些老年人最喜欢说假话。生活中,常常看见有些老年人在公众场合讲述见鬼的经历,其表情严肃认真、正二八板,把过程描述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这种场景不在少数,应该说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现象呢?直到如今还没有哪个科学工作者研究出来。
俗话说“戏不够,神仙凑”,也许那些老年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大戏不够了,拿鬼神来凑些精彩吧。纯属一家之言!
老年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跨越两世纪。他们极具社会价值,我们随处可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非常刚直的,社会信用也是极好的,德性操守还在他们身上闪烁着光辉。可以说,他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人物,他们身上的高尚品质影响和照耀了几代人,在促使世风向上、向善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活宝”,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活化石,极具宝贵的历史价值,他们肚里的经历就是历史,但他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故去,将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的巨大损失。
人无完人,他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表现在编造和传播鬼神故事上。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老道,因为他们在表演鬼神传说时常常是理直气壮、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心虚,仿佛那神话已是他们翻烂背熟的大本头,与之共存共荣了一辈子,好似“翻案”才是说假话,改口反而是晚节不保,就像眼镜、假牙、假肢之类,跟人时间长了,人已经错觉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器官了。
老葛总结他的话题。他说:吃哪家饭都不容易。头三脚难踢,好不容易摸上路,练到闭眼熟,总结了一肚子经验,又该收手呐。熟手收手难,但难也得收。人就应该知个饥饱,有个始终,想在一个行当吃一辈子是不可能的。吃的时间长了必然会自食恶果的,那恶果就是打雁的让雁鵮了眼,常在河边走难免打湿鞋。养由基以善射成名也因射亡身,关公因割人头始,也因头被割终,所以说,经过这三回事儿,我是死活不打呐!
[=《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