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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白天躲在自己房间里看自己喜欢的书，夜里杨烨躺在床上无法安眠，会无数次地做梦。梦到最多的场景便是：每天傍晚时分左右，在昏暗幽暗的老灶房里，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在微光下有条不紊地张罗着晚饭。
梦里的老人是杨烨的奶奶，他与她相依为命——爹不管，妈不顾。以至于后来，杨烨每次读到魏晋人李密写的《陈情表》时，他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凸透镜一样的泪滴也会顿时模糊视野里一张无比熟悉和亲切的面容。席慕蓉曾写到，“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假如把《陈情表》当作是一个改编过的“剧本”，把杨烨看作是一个勉强合格的“戏子”，那么此剧中的有些情节，对于杨烨来说，他便是在本色出演着自己的戏份。
经年累月的老灶房里，头顶上的被烟火熏黑的麻花绞电线紧贴在布满黑色烟尘的“天花板”上，穿过不怀好意的层层堵截的蜘蛛网，从边缘向中间爬伸。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极有可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被束缚在电线末端的黝黑灯泡，悬吊在半空，就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正在阴云密布的街头示众，还喘息着微弱的灯光。等到高台端坐的“监斩官”午时三刻一声令下，奄奄一息的微光，就会被木屋里壮硕无比的早已恭候多时的黑暗刽子手所吞噬、斩杀。
灯下有一个白头人。
老人从来都没有捆好的缕缕银发，随着身体的移动，在空中飘扬起伏，似在诉说着些什么。她的被岁月极其残忍地勾画得沟壑纵横的双手，总觉得无处安放，从来都不能闲着。只要老人双手闲上大概一分钟，她心里就会发慌。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就会不由自主的屋里屋外到处转。老人就和那毛驴差不多，天生就是围着磨盘打转的劳碌命。
柴火在黄泥巴糊的土灶孔里“噼里啪啦”地响着，火光映红了老人布满皱纹而又慈悲祥和的脸。架在火上的大铁锅里也“咕咚咕咚”地响，合奏着一首偏摇滚的煮饭之歌。土灶的上方雾气缭绕，氤氲着米香不纯的白气。
老人坐在泛黑的木板凳上，手不能停，时不时就用火钳熟练地拨动柴火。火能立刻感受到好多好多它一生都所钟爱的空气，便更加不要命地尽情燃烧、大声吼叫——是在为所爱痴狂，是在为所爱不惜毁灭自己。
老人的眼睛已经被死神悄无声息地蒙上了一层层浓得不能再浓的挥之不去的雾，就像是近代列强恬不知耻地逐渐加深对旧中国的剥削，直到无以复加。模模糊糊地望着灶孔里烧得很旺的柴火，她好像看见她自己在里面燃烧一样。在那贫困偏远的山村，每家每户的木柴即使被烧成冷透了的死灰，也改变不了它们还要被农忙人挑去外面肥土的宿命。
虽已时隔多年，可每天的这个时候，老人还是会忍不住的回想起往事，就如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至少每天都要对着圣经祷告一次。下辈人精心制造出来的往事就如同他们残忍地用刀砍在老人身上的鲜血淋漓的刀口，刀口在她身上结了痂，即使退了痂，也留下了疤。
老人的老泪就是在这种时候变得没有骨气的，止不住地往外淌。泪水是滋润了她干枯的眼窝，却也在无声无息地流逝着她的生命。老人眼泪是秋雨，意味着一场秋雨一场寒。
直到腊月二十六清晨，儿子和媳妇才从广东匆匆忙忙赶回家。年关本是家人团聚开心的好日子，可意想的欢乐却在陈晓惨白脸上还清晰可见的泪痕里消失不见。陈晓抱着刚满三个月的杨烨，外面那件裹在他身上的破旧披风，在此之前，包过姐姐杨璐，也包过哥哥杨斌。当他们长大不再需要披风时，它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杨烨的身上。一物久用，用到不能用，这是农村常见的被继承得极好的从未被割断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而杨福贵则挑着两个很大很丑的蛇皮口袋，村子里打工的男人们装备的大多都是这种口袋，不仅结实耐用而且东西装得多，并且不长的结实圆木棒还可以用来防身，因此颇受他们喜爱。只见杨福贵的两眉头之间仿佛上了一把钢锁，他气急败坏地放下口袋，又迫不及待地从裤兜里掏出“黄果树”和火柴盒。随着“扑哧”一声，以及稍后一缕缕青烟缓缓升起，那锁才舒坦惬意地打开了。杨福贵享受到的快乐就和从前以吸食大烟为生的人在“烟瘾”发作、又及时吸到鸦片时所享受到的那种快乐一样，简直美妙得不可言语。
紧接着，杨福贵一支接连着一支，不间断地抽着纸烟，那架势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在路过景阳冈时，不喝上让他心满意足的十八碗酒，不肯罢手一样。武松酒是喝尽兴了，可也险些丢掉了性命；不知道杨福贵烟抽多了，烟会不会要了他的小命？
杨福贵的嘴巴俨然变成了一个是会冒出滚滚浓烟的大烟囱，不消几下周围就已经烟雾缭绕，宛若仙界。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即使是抽了好多年的老烟鬼，也免不了被烟气呛到。这不，杨福贵就被呛到了，但就算他被呛到了，呛得不轻——满脸涨红，也舍不得轻易吐出嘴里的烟气。硬是要等烟气从他喉咙里来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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