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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喝足的一行人出了火锅店。
马骏喝的是不省人事，夏飞喝的少些就把马骏送了回去。吴长庚倒还有些意犹未尽，想晚上再逛逛。就问向胖子，胖子倒是干脆
“咱要是没事的话，这个点正好能去琉璃厂那片看看，这个点，人也差不多都出摊了。”
“行”两人说走就走。
在京城，最早的古玩鬼市是出现在清末民初地安门外的烟袋斜街。那个年代，国难当头，别说老百姓民不聊生了，就连那些八旗子弟或者富家子弟，一个个的也都是惶惶不可终日。
而一些在现代看起来属于严重违法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是愈发的猖狂。比如说盗墓贼。
在那个年代，地安门外的烟袋斜街上，天不亮就有很多人交易古玩，因为不少宝贝都是富家子弟或者盗墓贼售出的，前者怕丢祖宗脸面，后者怕吃官司，都是摸着黑去市场出售东西，所以称为“鬼市”。
后来，随着社会秩序的愈发动荡，鬼市在京城也多了起来，不过这些鬼市大都出现在四九城外。
不过在解放后，古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被国家“禁限”，“公私合营”的行业政策让许多私人古玩店铺逐渐淡出了市场，散落在民间的珍品文玩均被冠以“三统一”的政策之下，即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形成了国有文物商店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当时京城城算得上正规的古玩收藏品市场也仅仅是十几家文物商店而已，比如当时的京城文物商店，专门经营古董珍品，而华夏书店则专营古籍字画旧书等。
毫无疑问，在国内古玩收藏品流通中，国有文物商店占据过主要沟通渠道的地位，在防止文物流失、抢救珍贵文物、获取外汇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也不得不看到，这种特殊的“渠道”，也处于“闭门自营”的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常常只对外宾开放，国人则不能成为买家，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文玩市场的整体健康发展。
当时，国内一些激进的古玩收藏爱好者，只有甘冒“违法”之险，独自到民间去收购。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经消失了很久的“鬼市”，又再次出现。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时间内，古玩的买与卖，处在一种非法与合法纠结不清的境况中，古玩生意大都在地下和半地下状态中进行。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京城龙潭公园形成规模不小的鸟市，其间除了卖鸟之外，也开始卖老鸟笼、老笼抓、老鸟杠等。
最典型的能称之为古玩的，是清代、民国的鸟食罐，其中不乏精品。据说当时一堂乾隆青花鸟食罐最多才卖五十块！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买卖的存在，曾被公安局和文物局多次查抄。
而在那个年代，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京城周边的农村忽然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说在那个时代，冀省X县等地的农民，用自行车驮上两个大筐，装着十里八乡收来的老瓷器，十辆八辆结队，半夜出发，往地安门、虎坊桥等文物商店送货。
“车队”来得早，这些商店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长队。在这些队伍旁边，经常“傍”着一群城里人，与农民搭讪、闲聊。这都是华夏玩古玩的“先行者”。
当时文物商店收货，出价很低，一对“三百件”瓷瓶——当时人们常常把一种撇口、溜肩、带双螭耳、高度大约在1.48米到1.50米左右的大瓷瓶称为三百件大瓶，价格在几元至十几元不等。
是不是很便宜？真的是很便宜，虽说三百件瓷瓶大都是道光以后甚至是清末民初的瓷瓶，可这么大个儿的瓶子，一对才十来块钱，真的是难以想象！
收购条件也十分苛刻，稍有伤残，即被拒收。而门外那些“先行者”，则伺机过来谈价，把农民卖不出去的货截留下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古玩商，大都记得“追大筐”时代，那应该算是京城现代古玩市场的“史前期”。
京城的古玩市场自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古玩生意混杂在日用旧货买卖之中，解放前的“鬼市”就是这种状况。八十年代初，一个旧货市场在宣武公园北门形成，逢周四开市。
因为那时京城按区轮休，宣武区周四休息。整整一条街都是旧货，包括自行车零件、日用杂物，古玩摊儿也混在其中。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时值开放初期，门窗打开了，和风进来了，花香进来了，不可避免的蚊子苍蝇也进来了。禁锢了数十年的壁垒消除，国外一些非法机构迅速与国内的一些特殊人群相勾结，盗墓、盗挖、非法收购大量的文物古玩，通过非法，甚至合法的渠道运出国门。
在这里，稍稍提一提合法渠道，在很长时间内，外宾和海外侨胞购买文物带出境是合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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