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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国策。
天朝直接插手藩属事务，是对“天子不治蛮夷”这个一直以来传统的挑战，必然要掀起轩然大波的。
那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让天佑殿和朝臣们慢慢讨论去吧。
况且皇帝也明确告诉刘钰要“躲”一阵，自然是不好这时候再冒头的。
航海技术，这个不用愁。
刘钰抓了白令、切里科夫、斯文等一系列沙俄探险队的头目，这些都是在人类地理大发现史上留名的人物。
攻破木鲁罕山卫城，也抓了一些为白令探险队造船的木匠。
船也不是问题。
刘钰整个朝鲜、日本、奴儿干都司移民计划的难点，其实在日本。
朝鲜这地方，贸易也能赚一些钱，可明显不够。卖卖朝鲜人参，赚不到几个子儿。
想搞钱，用钱搞移民，还得靠日本贸易。
然而日本现在锁国，前几年还刚刚闹出一个笑话：日本改元“正德”，鉴于日本的贵金属银铜等大量流失、外来货物不断增加、提防天主教死灰复燃种种因素，日本的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保守。
需要办理特殊的令牌，才能允许在长崎进行贸易。
这个贸易政策，是日本“正德”年间发布的，所以令牌上写的也是汉文的“正德”字样。
这就让大顺的海关人员大为惊诧：莫不是那些东渡日本的南明人，这是准备反顺复明？或者倭寇想要借“为明复歪脖树之仇”的名头，再搞一波事？
要不然干嘛贸易令牌上还有前朝年号？难不成是什么信物？
于是扣押了一年，严禁对日贸易，直到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放行。
这笑话刚闹过去不久，日本的锁国政策本就严苛，使得大顺的很多货船在经历了“正德”风波后，失去了对日贸易的机会。
然而大顺缺铜，好在这几年云南民间铜矿大发展，所以有“云南有铜矿”喻家富的说法。
日本多铜，自然想着多和日本贸易。
可是日本这几年白银和铜大量外流，又出台政策，定量贸易：每年就出口一定数量的铜，先到先得，没有贸易令牌的船，根本没有机会交易。
走私别的还好，但走私想搞到大宗的铜，那就不用想了。
想破这个难题，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日本此时的幕府将军在搞改革，恢复了“鹰狩”的传统，希望让日本的武士们练一练骑射。
骑射也是日本武士的传统艺能——想象中的蒙古征日本，是蒙古骑射对日本武士刀，然而实际上是重步兵加震天雷等火器，对抗武士骑射——蒙古征东副元帅，骑马对射中被日本武士骑射射伤，大约算是熬鹰啄眼？
然而日本没好马，这些年骑射技术也严重退化，马都退化的快成骡子了：不论是大顺汉地武将，还是蒙古，日本的马和骑射都差得远。
再一个，日本野心一直未死，仍旧希望刺探一下大顺的军事情报。
虽然不少干贸易的商人对日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那些干贸易的商人身份不够接触不到真正的东西。说的那些玩意儿一听就有问题，日本人又不傻。
再就是万历援朝的教训，加之明末一些被招募来和大顺作战的日本流浪武士、被流放的切支丹教徒武士等等，都让大顺也对日本存在着戒心。
加上日本根本也不朝贡，而是妄图搞“小朝贡体系”，所以对日贸易大顺这边也一直查的很严，那些商人也带不去什么有用的情报。
日本那边为了搞到改良马种的战马、骑射技术、大顺的军事机密，必然要开高价。
一匹没有去势阉割的战马，就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赏赐，以及一定量的铜贸易量。
一个精通蒙古骑射法的武士教官，也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和铜贸易量。
当然，还有大顺的军制体系、典章制度这些东西。全都能换贸易许可和铜。
这种事，刘钰不想作死的话，肯定是要先汇报，得到皇帝允许之后才能干。
马和骑射，问题都不大。
骑射是淘汰的玩意儿，让日本武士去玩鹰吧。
马，没有成体系的育种技术和畜牧技术，弄过去一百头也没用。
军制体系、军备情况、武器装备，这个就需要皇帝允许，从孩儿军的心腹里挑选出来几个去搞战略欺骗：不但骗骗日本人，顺便搞到贸易许可证，换回来大顺急需的铸钱的铜，以及刘钰急需的钱。
这个人，需要绝对忠诚，而且一定得是孩儿军的密探，肯定得是皇帝挑。
除了这几样刘钰不能决定的，剩下的还有很多，都要提早预备，有备无患。
一旦真要是皇帝准备安排刘钰处理第二件事，那刘钰就应该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所需人、物。
几个懂日语的幕僚，至少一个懂日语的心腹。
几个参谋样的人物，编一套足以骗过通晓军务的日本幕府的、无效且有害的军制军备；听起来像那么回事能自圆其说、实际上完全不对的战术体系。
以及……
一些会养马、育种的哥萨克俘虏，让皇帝确信罗刹的养马法，加上刘钰缴获的一些卡拉巴赫马、汉诺威马，是可以和本土的蒙古马选育出更好的军马的——所以，骗给日本几头没去势的蒙古马，换回足够的铜和银，是一笔可以进行的交易。
一份燧发枪步兵对抗骑射有绝对优势的分析报告，以致皇帝可以允许找几个蒙古骑手去日本传授已经该淘汰的骑射。
这些，都必须在秋天武德宫上舍大考之前解决，一旦名正言顺，立刻能实行。
幸好家世圈子摆在这，找找勋贵圈子里的人，动用下在南边海关的人脉，不难找到几个懂日语的良家子。经常去长崎的商人肯定不行，里面固然有忠君爱国的，却也肯定有见利忘义的，看不清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