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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母亲每次都失落而返，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表现出来，眼中却有难掩的委屈。
我们就在这种煎熬中等待着江生归来，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很多饺子，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江生也在，我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江生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我一半。
我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说不出话来，小五在一旁讲着笑话，跟母亲聊着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我吃完饺子转身跑出门，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明明说开始和平谈判了，怎么谈了半年还没谈下来，明明江生自己都说快回来了，现在半年了也没给家里寄回来一封信？
这场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还没有结束，期间多次交战摩擦，先是发动夏季攻势，随即秋季攻势，甚至动用了细菌武器，直至战场转到了上甘岭。
那一场战争用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地记者拍了一张上甘岭风雪笼罩的相片，相片里，一排排的士兵趴在战壕上被冻成冰雕，我告诉自己江生最不怕冷，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应该是医疗兵，不会跟前线的战士一起被困在风雪中等死。
有时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小五，问江生有没有来信，让他去学校的信箱仔细找找，有时我就堵在学校的信箱旁边，生怕有学校暗恋江生的女生看见江生的名字就把信拿走，久而久之，我和送信的人也认识了。
我认识送信员一年多的时间，也问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都没有看见江生、江绒和马小五这三个人的名字出现过。
江生走后的第三年，我十七，小五也十七。
我和小五终于都上了高三，课程的紧张让我无暇思考，我每天都要背书做笔记，每天都被如山如海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考前动员大会，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各个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那时候科学和文学都较为热门，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带动，无数的愤青都希望成为作家和诗人，冰心老师也曾被请到我们学校演讲。
身为北平人，能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是极好的，但这两所大学的分数线太高，离满分只差三十分，若是算术的最后一题做不出来，其它科目稍有两题错误就会名落孙山，而那时候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也是名校，学校老师和我讨论了半天，我和母亲也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
我似乎在紧张忙碌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忘了一个人，直到六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去学校教导处接电话，电话是沈阿娘打得，她说母亲住院了。
母亲的身体向来健朗，突然住院很可能是和工地有关，建筑工地经常会出现各种事故，我和小五时常担心，生怕母亲也有什么事，就急忙赶往母亲所在的浅塘镇医院。
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很差，她的头上挂着吊瓶，怔怔地看着我和小五进来。
“娘，您这是怎么了？”小五急切问道，打量着病床上的母亲，生怕她摔断了腿，或哪里被砸伤了。
“放心吧，你妈没事，就是中暑了，好久没休息了。”沈阿娘说道。
母亲的神情很是疲倦，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睡了过去，小五不放心，亲自就找医生问了母亲病情，得知母亲就是劳累过度的也就稍稍安心了些。
下午的时候我回了趟学校，刚好学校通知考前放假三天，母亲是第二天出院的，那三天里小五没让母亲再去工地，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如今的小五不仅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母亲对小五有时比对我还亲，我和小五拌嘴的时候，母亲向来向着小五。
第二天母亲早早地去隔壁村子理发，我从睡梦中惊醒，习惯性地看着身边空落落的地面，原本江生的床已经被母亲移走，放到了粮仓里屋。
我突然心里发慌，跑到里屋要将江生的床抬出来。
小五在身后看着，问道：“江绒，你没事抬床干什么？”
我不理会，抓住床头用力将它从粮仓里屋拖出来，小五上前想要帮忙，被我一把推开，她看见我的手被木屑扎得流血，皱着眉头说道：“江绒，你手流血了。”
我抬不动床，只觉得胸闷，小五将我从屋里拉到外面，我捶打着小五的胸膛，将他推开，那时候母亲刚好从门外进来，见我还要去抬床，就问我发什么神经。
我瞪着母亲说道：“江生又没死，你干嘛把他的床收起来！”
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江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在三里屯的点点滴滴，难以抑制，江河决堤。
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哭喊道：“都三年了，怎么江生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