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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冲、陈其美的一一垮台，其战略价值日益在下降，再不抓紧时间，恐怕今后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冯国璋心里急，领事其实心里比他更急，朱尔典都来了很多次秘密电报要求妥善布置，他知道。朱尔典在北京城也是受够了气。
“领事先生。这个问题很大，我需要和我地部下详细商议。另外，贵国究竟能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也是我非常关心的，这决定到起事的成败……”冯国璋心动了，但还是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
“那我就安心地等待冯将军的消息，不过我不得不提醒您，三天后是我们内部讨论方案定夺的消息，如果那时候冯将军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恐怕我就爱莫能助了。”领事在发出最后通牒后也不忘给冯国璋一个盼头，“至于具体地援助方式和手段，我今天晚上会派人送来一份详尽的清单，第一期不会少于80万英镑！”
这80万，也许将成为冯国璋的催命符……
1914年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驻塞尔维亚公使吉斯尔男爵向塞尔维亚当局递上了最后通牒，提出了10项苛刻的条件。 塞尔维亚政府高层读罢后无不面面相觑，众人一致认为，奥匈最后通牒措词之严厉，条件之苛刻是前所未有，接受了这些条件几乎等于亡国，而拒绝则必将意味着战争，塞尔维亚毕竟只是一个小国，以弱博强，胜算不足，高层陷入了混乱。
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大部分明智之士认为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所在，而好战军人则私下窃喜，认为可惜机一展宏愿。情景和奥匈帝国何其相似，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向俄、英、德三国求援，请求他们进行外交斡旋，然而，直到7月25日上午，俄国、德国、英国三方面仍无消息。首相慌了手脚，对众人说：“现在距离最后通牒的时间已越来越近，为了保证我国地安全，必须作两手准备。第一，军队要秘密动员，防备奥匈军队偷袭；第二，起草复文，言词上可对奥匈做让步，但实质性内容不可接受，如果奥匈愿意延长谈判时间，我们就相应做一定地实质性让步，这样，既维护了我国努力争取和平的形象，又能拖延时间争取国际援助地到来，更重要的是能为军队动员争取时间。只要英国愿意出面，我们同意接受国际斡旋。”
这个命令可谓不偏不倚。鹰派和鸽派都无话可说，只好接受了首相提议，国防大臣发布了秘密动员令，教育大臣则随同外交大臣等人起草答复书。到下午5时，派往俄、德、英三国的特使依然没有消息传来，塞尔维亚只好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征召预备役兵员，作好战守准备。
下午5时50分。在四十八小时限期届满之前的10分钟，帕西茨总理亲自带来了塞尔维亚政府地答复。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是力求和解，对于最后通牒中的条件予以了部分答应，但奥匈帝国旨在逼迫塞尔维亚屈服，根本就无意通融。奥匈帝国大使板起面孔宣布：从公元1914年7月25日下午6时起，奥匈帝国政府断绝与塞尔维亚政府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早在最后通牒四十八小时限期届满之前，奥地利部队已在塞尔维亚边境动员了。换句话说，哪怕塞尔维亚全盘接受，维也纳也要找出其他方式来拒绝。在康拉德眼中，只有武力才能让不安分的塞尔维亚人认识到奥匈帝国的力量！
力量对于事态的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独西方如此。中国也是。中华民国总统府办公室里，一个绝密会议正在召开，而会议主题则是针对两天后即将召开地宪法草案表决会议。耐人寻味的是，参加会议的除了秦时竹、吴景濂、葛洪义以外。杨度和梁启超两位也赫然在座。
“各位，后天就是有关宪法草案经过三读而呈请两院表决的时刻，根据近期的民意调查和分析，我估计将有五成稍多的议员表示同意。可诸位也清楚，草案的通过需要四分之三以上议员出席，出席议员之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考虑到几乎绝大多数议员都会出席表决，我认为至少需要67％的赞同票才能具有比较可靠地成功率。”葛洪义所掌握的内务部对于情况和民意调查显然非常驾轻就熟，“就目前各方面的反应来看。民众对于宪法有比较高的期望，对正式宪法的出台可以称得上是翘首以盼，对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并经议会三读审议地草案也抱有相当高程度的信心。但在精英阶层，特别是两院议员那里，意见分歧显而易见比较严重……”
“葛副总理说得不错，宪法作为各方政治势力和政见斗争的试金石，折射出了不同的态度和意见。国民党方面虽然经过陈其美事件地打击而声望大跌，但仍有近三成的势力。实力不容小觑。能不能震慑住他们，让他们投赞成票是宪法草案能否顺利通过的关键。另外。以卓如兄、汤化龙为领导的进步党也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只是……”吴景濂苦笑着说，“形势似乎不太乐观。”
秦时竹将目光投向梁启超：“卓如兄，你既是进步党的领导，又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你对于表决一事究竟如何看待？”
“大总统、诸位，”梁启超清清嗓子，“我梁启超个人对于宪法的起草是满意地，认为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符合我国发展民主共和的要求，是一部比较完善、相当进步的根本*。自起草委员会提交草案呈请议会审议后，已经历三读，期间对于众多技术问题、细枝末节都做了很多修正，可以说在立法细节上达到了很完美的境界，再挑剔的人，在技术上也难以挑出毛病来。但时下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这部法案，顽固反对这部方案，他们总是从个人的本位主义出发，不是基于对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出自自己那一点可怜地、小小地私利来反对方案。无论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争论、无论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地争论，都是他们意图保持自己既得利益的手段，不要看他们平日里民主、共和的调子唱得很高，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考虑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杨度接过话茬说道：“卓如兄说得完全正确，这些人纯粹以一己之私来反对立国大义。他们口口声声攻击总统处事霸道、欲行独裁，声称要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我看纯粹是胡说八道，袁世凯当政的时期他们怎么就没有攻击过他独裁作风、霸道行经？依我看，不是总统太过严厉、太过强硬，而是对这些人太优容了，反倒让他们得寸进尺……”言语间，颇有些不忿。
“不管怎么样，按照总统的吩咐，这草案议也议了，改了改了，已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从时间角度来衡量，到了瓜熟蒂落，可以提交表决的时机了。从立法体系上来说，其余法律一部部接着出台，唯独这根本*出不来，这是很不寻常、很不正常的，从立法的迫切性上看，也需要尽快出台，不然也有本末倒置的危险。”
“诸位的意见我都明白，事不宜迟，这宪法草案应当立即付诸表决而且要争取一次通过。”秦时竹心想：若不是这样，只怕往后通过的可能性会更小。
梁启超想了想，还是把问题说了出来：“不瞒总统，也不怕各位笑话，自从草案三读通过后，进步党内部就对草案是否应该投赞同票进行了表决，整个党被分裂成两块。一部分以我为首，坚决拥护总统制，坚决赞同中央集权制这两个根本性的东西，而另一部分则多有暧昧，特别是那些老牌人士，能量不小，牢骚也不少！虽然进步党和人民党之间有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但没有把握让进步党全体都投赞同票……”
杨度笑得前俯后仰：“卓如兄，你太可爱了，你们党内的分歧我早就知道了。从你当上进步党协理的那一天起，一部分人就从来没有和你齐心过，咱们什么时候能指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