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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但秦时竹独树一帜，看中了他精明和谨慎的特点，再加上辽阳集团这些年势力的扩大，郭文的眼界也宽广了许多，派他出使也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对黎元洪的冷淡，郭文早有心理准备，他拿出秦时竹的亲笔信递了过去，信中的内容他早已知晓，无非是一些称赞武昌首义、黎公英明，希望能坚持到底，共同迎接全国胜利的套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见秦时竹的好话，黎元洪的眉头舒展开来了，换上了笑容可掬的神情。
郭文大致将东北的情况讲了一下，这些消息都是报纸上登过的，黎元洪早已知晓，一番重复话语，又听得他皱起了眉头，郭文察言观色，最后来了一句：“关于组建全国政府，秦都督深感必要，但无奈眼下大兵压境，实在分身乏术，他以为，武昌既然是首义之地，那么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再也合适不过。”适时将空头支票开了出去。
听到这番话，黎元洪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针，立马振作起来。事实上，黎元洪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买账，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几个省派了代表过来，但在中央政府具体怎么实现的问题上，这几个省的代表都含含糊糊，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象郭文这样直截了当表态支持的实在是独一个。
人家虽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黎元洪也得谦虚谦虚，“哪里，哪里，东北拥三省之地，又占据清廷陪都，我看以东北政府代行中央政府更为妥当。“
郭文强忍着没笑出来，果然如秦时竹所说的，老黎其实是爱权的，更爱面子，眼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是称谓上的，根本就不能指挥其他省份，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央政权，如果不能用利欲熏心来解释，起码也是争权夺利争昏了头。
“黎都督就不要谦让了，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名正言顺。”
既然东北方面如此坚持，老黎也就不便推却，就像模像样地应承下来，双方的关系顿时感觉融洽了许多，眼看时机成熟，郭文又拿出了一封信，信是蓝天蔚所写，内容主要是告湖北父老乡亲和各革命同志。蓝天蔚是湖北人，同时在湖北的革命党人中又有比较高的威望，按照以前商定，是要推举他为都督的，只是武昌起义时他不在此地，都督才落到了黎元洪头上。尽管如此，由于黎元洪本人的犹豫和顽固，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蓝天蔚，让他到湖北来就任都督，这个事情黎元洪也是知道的，明里暗里也提防这一手，看完了信，他松了一口气，蓝天蔚在信中明确表示拥护他的都督地位，同时告诉大家他所部眼下已改编为东北革命军，正在休整，就不能前来湖北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蓝天蔚不来湖北和他争夺这个位置，老黎就觉得开心，他现在甚至已有些爱上秦时竹了，他一派人，就给自己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秀豪兵临险境，幸亏秦都督和陆师长施以援手，方能全身而退，黎某代表湖北人民，万分感谢东北方面的义举。”山海关救援之战在报纸上登了又登，对湖北方面的士气颇有鼓舞，蓝天蔚又是湖北人，作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自然要表示感谢。
“都督您客气了，彼此既然都是革命同志，理当同舟共济，救援小事，不足挂齿。”
在郭文抵达武昌的后一天，吴景濂率领东北代表团也已到达了目的地。按秦时竹的嘱咐，他没有直接去上海，反而先去了江苏，重点找张謇商量。随后，浙江、江苏、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次会议吴景濂他们自然是没有赶上，在他刚到江苏后不久，联合会已经做出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但又补充决议说代表会议应该在上海召开。
事实上，这个决定出台不易，湖北和上海方面多次扯皮，武昌方面认为自己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先期抵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然被承认为中央军政府，代表会议也应该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上海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上海聚集了绝大多数革命省份的代表，所以在上海开会比较适合。
得到郭文的空头支票后，黎元洪的底气更足，派居正和陶风集赶到上海，要求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几经磋商，上海方面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应在上海留一人“联络声气”。吴景濂没有兴趣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扯皮上，他的重点是找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和张謇取得统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