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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三百年既是词的盛世，也是理学的天下。
宋词的特质是具有格律美、生活气息浓郁以及极具音乐性这三个特点。
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系，并行于宋代，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宋朝的包容。
宋代理学家是反对作诗和作词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还是既作诗又作词的。
钱钟书先生形象地描述了他们这种行为。他说：“道学家还是手痒痒的要作几首诗的，前门撵走的诗歌会从后窗里爬进来，只添了些狼狈的形状。”
大部分理学家遑论作词了，连孔子老人家重视的诗写得也委实不敢让人恭维。只有极少数的理学家能作出好诗，朱熹就是一位，但其词写的实在不出色。另一位诗、词俱佳的理学家则是元代的著名理学家刘因。
因为刘因并不是宋代人，所以不在文章里讨论了。
兴起于唐五代的合乐歌词，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摆脱了文“载道”，诗“言志”的传统规范，自由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用以自娱。所以用道德标准或政治标准来衡量词，会显得格格不入。
例如《瓮牖闲评》记载：
“程伊川（程颐）一日见秦少游（秦观），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惭而退。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程颐问秦观，“‘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你写的吗？”秦观以为程颐欣赏这句词，就谦逊的表达谢意。程颐说：“上天如此尊贵，怎么能够轻易埋怨天指责天？”秦观很惭愧。
首先，程颐对秦观词句的理解和批评，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诗经·小雅》中就有许多诗句埋怨天指责天。如，“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敷于下土。”等句。
程颐虽然对诗、词有鄙视的偏激之论，但是儒家的圣人孔子对《诗》很重视。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宋代理学家朱熹，不但学识渊博，思想通达。他一方面主张深研义理，另一方面也从事文献考证。他作《诗集传》，驳斥了自汉代传下来的《毛诗小序》，对《诗经·国风》中男女言情的作品，破除了汉儒曲附政治的评论，肯定其实是“男女相悦之词”。
朱熹的《朱文公文集》中，诗作占了十卷，约一千一百五十首，绝大多数具有诗的意境韵味，且有少数佳作。如《拟古八首》之三：
上山采薇蕨，侧径多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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